文 献 综 述
前言：
2012年起，中国北方多个城市雾霾现象严重，引发国民和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在这场“雾霾舆论战”中，我国媒体的表现既有值得称赞之处，也存在饱受诟病的问题。事实上，任何语言的使用都不存在绝对的客观，都是一定立场和观点的反映。为了促进我国新闻业务的精进，本文基于语言学、新闻学，对中美主流媒体关于中国雾霾的报道进行详细对比研究。本文选定“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文献来源，按“篇名”带有“雾霾”并且摘要包含“中美媒体”或者“美媒”进行搜索，获得29篇文献。
正文：
中美主流媒体都对中国雾霾问题保持着密切关注，其报道态度的不同传达出不同的政治形态。杨梦媛，刘金明在《中美媒体互文挪用现象对比研究——以2015年12月8日北京雾霾新闻报道为例》一文中指出：在当今国际新闻报道中，相同的“事实”会跨越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区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特定解释框架，在不同地区产生迥然不同的意义，也就是“互文挪用”，主要体现在词汇、句式选择、情态运用等方面。信息的传递永远不可能达到中立的效果，不带有任何视角或者立场的交流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
中西方媒体由于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因此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很多文章都在中美各选取一家典型代表媒体，集中分析了中美主流媒体在对同一雾霾事件的不同报道。钟玉蓉在《中美纸媒环境新闻对比研究——以《China Daily》和《Washington Post》对中国雾霾报道为例》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对《中国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进行宏观比较发现，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对中国雾霾的报道都偏向政治方面；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日报》开始了从政治到经济的转移，而《华盛顿邮报》则将报道重点锁定在环境保护和科技层面。在对内容进行比较后发现，面对中国雾霾的技术发明，《中国日报》从创新的角度，将这项发明看作是中国的一大进步，是一大喜讯；而同一事实《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则锁定在雾霾的严重性上，认为雾霾已经将中国人逼疯，去发明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来抵御雾霾的危害。前者的语气是低姿态，希望寻求经验和帮助；而后者是高姿态，强调美国应当承担国际责任，着力塑造美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在表达方式上，前者仅运用文字配以极少量图片，表现形式较为单一；而后者进行了深度报道，文章篇幅较长，且较好地与图片和视频融合在一起，适应了全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
张燕子在《北京雾霾天气中美两篇新闻报道态度对比分析》中选用特定的“空气污染指数首次突破500后北京采取的行动”为语料语场，比较二者的态度系统，表明外媒更加关注天气灾害背后的人为因素，而本国媒体的关注点则是自然灾害面前人的主观能动性。美联社用颇具负面导向的态度语言资源，在潜移默化中将一个污染“破纪录”、政府无为的国家形象传达给受众；而中国日报则试图传达出一个积极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有控制能力的政府形象。
《中美雾霾新闻中的态度资源对比分析》主要以中国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为研究对象，从态度资源的角度对雾霾新闻进行评价。研究显示，鉴赏资源的使用频率最高，情感资源的使用频率最低，积极态度资源的使用频率普遍高于消极态度资源，隐喻显形资源高于隐形资源。
《中美主流媒体对北京雾霾报道的比较研究——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为例》（李师荀，《新闻世界》，2014年7期）则主要从内容和议题角度比较了中国党媒《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人民日报》在舆论酝酿期爆发期重点关注解决雾霾的“举措”，尤其是“具体举措”，约占该阶段报道总量的38%。例如有关部门开始监测和预报PM2.5、控制煤炭消费、进行煤粉锅炉改造、严查大货车减少尾气排放等。而《纽约时报》在舆论酝酿期报道的主要议题则集中在雾霾的“影响”方面，约占该阶段报道总量的44.2%。话题涉及雾霾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对公民健康的影响、雾霾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中国雾霾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雾霾的影响。在舆论爆发期报道的主要内容为“举措”，尤其是“政策举措”，例如中国政府承诺做出改革、官方对雾霾污染改变态度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纽约时报》还报道了国民对雾霾的抗议呼吁，其中提到房地产巨头潘石屹加入网络讨伐大军。这个例子同样被运用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之中，但报道角度是巧用名人舆论场的好处，认为“通过团结和做通lsquo;潘石屹们rsquo;的工作引导网络舆论，势必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在舆论消退期，《人民日报》的报道主要集中在“问题”，主要是描写雾霾的严重程度，如报告北京出现高温雾霾天气、公布天气指标等等；而《纽约时报》的重点依然在雾霾的“影响”，报道了雾霾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对中国汽车行业和对日本海岸树木的影响。在对两家报纸倾向性的分析上，我们明显发现《人民日报》多为中立报道，《纽约时报》多为负面报道。在舆论的酝酿期、爆发期、衰退期，中立报道分别高达90%、97%、92%；而《纽约时报》在三个时期的负面报道分别占比为44%、67%、80%。
作者认为，《人民日报》重数量、轻质量的报道，虽然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却也忽视了传播效果，令受众产生紧张情绪。另外，《人民日报》在“自揭家丑”的同时并没有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报道的倾向性绝大多数是中立的，鲜有一针见血的辛辣点评，这既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公众情绪的疏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