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献 综 述
债务融资是我国上市公司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债务结构对于企业的投资与经营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企业进行债务结构决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经营和环境因素，其中供应商集中度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关键的环境因素，但现有文献很少研究供应商集中度和企业债务结构之间的潜在关系。本课题立足于垂直分工背景，深入探讨供应商集中度对于企业负债倾向、负债结构、负债期限等方面的影响，对于企业深入认识、评估和优化供应商关系进而科学助力其融资决策等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一．债务结构构成：商业信用和银行贷款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银行贷款与商业信用是其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也是影响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主要因素。企业贷款是指企业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按照规定利率和期限的一种借款方式。企业的贷款主要是用来进行固定资产购建、技术改造等大额长期投资。李欢（2018）用2007-2012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前五大客户数据，检验了客户资源是否影响企业的贷款能力。结果发现，客户集中度越高的公司银行贷款的规模越大、期限也越长;当优质客户(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比例越高时，这种现象越明显;但以上关系只在遭受“信贷歧视”的民营企业中成立。江伟（2013）等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出并检验了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净额具有信号传递作用的观点。研究结果支持了其论点,即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净额越多,其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而且在民营企业以及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信号传递作用要更强。在银行贷款方面，由于中国权益性融资市场发展仍然有待完善，企业依靠权益工具进行融资的成本较高，导致企业的主要外部融资来源为银行贷款。
商业信用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种。商业信用是指在商品交易中由于延期付款或预收货款所形成的企业间的借贷关系。具体形式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等。商业信用是企业向客户销售产品，但未同步收取货款所形成的债权，本质上是企业为客户提供的融资服务。Allen(2005)等认为包括商业信用、民间借贷等在内的非正规金融为中国企业的融资提供了替代性方案，弥补了中国金融环境发展的不足，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孙浦阳（2014）等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验证了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能否成为企业有效的融资渠道这一问题。在考虑了中国信贷市场存在的信贷歧视等问题后，结果显示，中国企业能够利用商业信用作为融资渠道，而且，对于小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部金融环境较差的企业，商业信用对其融资帮助更大。黄兴孪（2016）等实证检验了不同货币政策下，商业信用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使用商业信用较多的公司投资增长更快，并且这一现象在投资不足的公司中体现的更加明显。
商业信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融资机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前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商业信用与银行贷款的替代性与互补性关系展开。替代性观点认为，当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难以获取银行贷款时，商业信用能够作为一种替代性机制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互补性观点则认为企业的商业信用可以向银行传递企业经营良好的积极性信号，从而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Psillaki 和 Eleftheriou(2015) 的研究表明，银行贷款与商业信用存在互补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在金融危机后期更为明显。张新民（2012）以2004—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检验企业市场地位对其商业信用及经营性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都会向市场地位高的企业集中。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和银行借款融资的“替代关系”在市场地位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同时可以获得来自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的融资;而二者的“替代关系”在市场地位低的企业中相对较低甚至不存在，由此突显出市场地位低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
二．债务期限
债务期限结构是资本结构的重要特征，当企业决定进行债务融资时，必须对债务期限结构做出调整。众所周知，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各有优劣，短期债务虽然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代理成本，但是如果债务到期时公司不能续借或者将债务延期，企业就会陷入财务困境；长期债务由于到期时间较长，一般不会让企业产生很大的财务压力。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进行了研究，杨瑾淑(2011)对产业集中度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产业集中度与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为正U形关系。其主要原因是随着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公司会使用更少的短期债务，但随着产业集中度的进一步提高，公司的代理成本会显著上升，公司会倾向于使用更多的短期债务。祝继高，(2015)以2001-2010年Ａ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业政策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企业建立银行关联的动机及其对债务融资的影响。其发现，企业建立银行关联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银行借款总额和长期借款，体现出银行关联的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但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建立银行关联会显著减少其长期借款水平，并降低长期借款的波动性，以应对产业政策对长期债务融资的限制，体现出银行关联的管理效应。
Dowlatshahi（1999）发现，伴随供应商集中度的提高，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不断提升，并最终超过企业，通过这种议价能力，供应商能够对企业进行要挟，要求企业及时付款，减少应付账款或者缩短应付账款的周期等，减少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增加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同时姚立杰（2010）以中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检验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银行借款融资能力和融资成本的影响发现,企业银行借款融资能力方面,无论长期借款还是短期借款,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银行借款融资能力均没有影响,银行更看重企业的经营状况。孙铮（2005）以我国上市公司1999—2003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本文对上述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长期借款占总借款的比重越低。结论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尽管政府已经降低了对企业的干预,但由于司法体系的薄弱,贷款人仍然面临较高的长期债务履约成本;相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尽管司法体系也仍然薄弱,但由于企业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可为企业的长期借款提供“隐性担保”,从而降低了这些企业的履约成本。
三．供应商集中度的影响
随着中国企业实践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较高的供应商集中度，也即企业原材料中来自前五大供应商的采购总金额占当年总采购金额的比重较高。一方面，较高的供应商集中度会导致企业过度依赖主要的供应商，降低企业的议价能力，使得企业处于与供应商博弈的弱势地位，减少企业从供应商处获取的商业信用，增大企业外部融资约束; 另一方面，较高的供应商集中度也有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与业绩，有助于企业获取银行贷款，减少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