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随着“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与单位中的深化应用，探索护士群体管理方式与效果的文章逐渐增多。

但多数是研究护士群体不同领导风格对护士心理、行为、绩效的探究，很少探究护士在特定领导风格下其工作卷入度与离职倾向之间的关系。

因此本研究试从交易型领导风格下三甲医院护士群体行为入手，借助工作卷入度量表与离职倾向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以发掘限定条件下两者之间的关系，针对研究结果提出自己的相关意见。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综述，构建了交易型领导风格对三甲护士群体的工作卷入度与离职倾向的研究模型。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特定领导风格下护士群体的行为表现在工作卷入度与离职倾向之间的联系。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交易型领导风格在护士群体中的表现

2、交易型领导风格下三甲医院护士群体的工作卷入度与离职倾向之间的联系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交易型领导是新领导理论之一，最早是由美国的政治社会学家burns针对政治领导人的不同风格而进行的开创性划分；bass等学者则进一步量化探讨了交易型领导的内涵维度等内容，而哈尔平、巴纳德、西蒙等管理大师都高度认可其实效性。交易型是指“领导者与员工通过对任务和回报进行事前协商而达成一致意见再开展工作，形成了短期的价值交换行为”。在 burns看来，以往的大多数领导理论模式都属于交易型，交易的范畴则包括了经济报酬、政治地位、心理满足等方面。b.m.bass提出了交易型领导是“厘清下属需要明确--工作报酬--提供必要资源和监督--完成任务后给予酬劳”的行为范式；他还率先采用了实证方法进行类比研究，开发了可信度较高的《多因素领导问卷》（mlq）模型。bass和avolio（2004）持续10多年的实证研究后，将交易型领导行为逐渐细化为4个维度：权变奖励、主动例外管理、被动例外管理和放任管理，并认为积极的交易型领导更多采用主动例外管理，随时对工作进展进行监督反馈；而消极的交易型领导更多采用被动例外管理，等出现了工作差错后再介入进行纠错改正。国内学者们基本上是依据这个标准进行了整合：吴敏用积极和消极替换了“主动和被动”例外管理；姚艳红提出了关系支持、无为而治、典型示范、中庸之道4个因素；尹晓峰将被动例外管理和放任管理合为“被动放任管理”，都是指当问题发生后再进行管理；陈文晶（2014）则提出了权变奖励、权变惩罚、过程监控、预期投入4因素模型，首次增加了“预期投入”这一指标。交易型领导具有两类典型的行为特征：一是通过奖励或惩罚来管束员工；二是采用例外管理的方式，或主动或被动地对出错行为进行纠正。在一个交易型领导主持的企业组织中，我们将会看到如下的特征：1.明确的界限--在角色和功能、技术流程、控制幅度、决策权以及影响力范围等方面都有划分清晰的界限，所有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都被置于管理和控制之下，以期达到预想的商业结果。2.井然的秩序--对交易型领导来说，任何事情都有时间上的要求，地点上的规定，以及流程上的实用意义。通过维系一个高度有序的体制，交易型领导得以长时间、系统性地获得比较一致的结果。3.规则的信守--交易型领导十分注重规则，对业务经营的每一层面都设定了具体的操作标准与方式，任何背离程序、方法和流程的行为都被视为问题，要加以解决和清除。也就是说，工作结果必须是可预测的，不允许意外发生。4.执着的控制--交易型领导厌恶混乱的和不可控的环境，他们力图使企业获得有序结构。所以，他们的领导方式往往是强力型的，企业内部通常缺乏'湿润感'。

（二）工做卷入度相关研究

工作卷入的研究起源于allport(1943)对自我卷入和dubin(1956)对生活兴趣重心的研究，lodahl和kejner(1965)提出的工作卷入整合了这两个概念。此后，经过40几年的发展，工作卷入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化，并且成为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lodahl和kejner(1965)对工作卷入做了两个不同的定义:它是个体心理认同其工作的程度，或工作在个体自我形象中的重要程度;它是个体工作绩效影响其自尊的程度。lawler和hall(1970)认为后者是一种期望模式即内部动机，当个体感知到工作绩效可以使自尊需求得到满足，且能由个人努力而获得时，就会产生工作卷入。saleh和hosek(1976)接受了这种多因素论，认为工作卷入是指个体认同工作、积极地参与工作，并认识到工作绩效对自我价值的重要程度。这种概念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而kanungo(1982)将工作卷入定义为一种个体心理认同其工作的认知或信念状态。这种观点更加注重认知状态，是单因素论的代表，并把工作看成具有满足个体主导需求和期望的潜力，而个体当前的主导需求和个体感知到工作能满足此需求的程度都能影响工作卷入。他认为卷入到特定的工作(ji)和卷入到一般工作(work involvement)并不相同。前者是可变动的，会随个人认知到需求被满足的程度而有所不同。后者是指一般工作价值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受文化背景和社会化程度的影响。因此他认为过去对工作卷入的定义过于复杂、内涵过于泛化，并混淆了特定的工作卷入与内部动机、一般的工作卷入和新教徒伦理等概念。因此，多因素论的复杂化、泛化和模糊化必将导致测量的不精确性，从而测量多余的变量，进而影响其信度和效度。lodah等人根据自己的定义开发了20个项目的量表，分半信度在0.72- 0.89之间。但是kanungo认为其测量结果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因为该量表混淆工作卷入与内部动机、ji与wi这些概念，由于定义上的模糊性使量表不能产生一个可操作化的、单一的、清晰的结构。reeve等人(2001)认为使用由多因素量表得出的单个复合数会导致非决定性和矛盾的结果。saleh和hosek(1976)编制了四个维度的量表。但是kanungo认为这个量表不仅反映个体的心理状态，还反映心理状态的前提和结果，它除了测量个体对工作的心理认同外，还测量了很多无关内容[4]。为了避免这些缺陷，kanungo(1982)编制了10个项目的工作卷入量表(jiq)，其信度为0.87，重测信度为0.85，有较理想的辐合效度、区分效度和同时效度。此量表被广泛使用。总之，工作卷入的概念与结构的研究是在不断发展的。这将成为工作卷入的理论、研究范围等方面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因为概念的调整与充实使得人们不会拘泥于旧有的思维框架，必须不断地尝试从新的视角来对工作卷入进行研究，探讨其理论与发生机制，并对人们所面临的工作卷入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2022年11月1日前——完成选题工作；

2022年11月29日前——完成开题工作；

5. 参考文献

[1]陈青. 临床护士心理授权、心理契约与工作卷入的关系研究[d]. 延边大学, 2013.

[2]陈文晶, 时勘. 中国管理者交易型领导的结构与测量[j]. 管理学报, 2014, 11(10):1453.

[3]冯彩玲, 杨锡雨. 交易型领导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j]. 鲁东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v.34;no.119(2):8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