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 王氏“上海精神”探源：
王安忆自在文坛崭露头角，对其文本的细读和评价之声便持续不断。其上海书写一直是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作为一名长期以来极具时代敏锐性的职业作家，王安忆的作品总能找到符合时代思潮的影子，她往往走在文学批评家的前面，以致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批评家总会给她冠以不恰当的标签——儿童文学作家、知青作家、女性主义作家、海派传人hellip;hellip;实际上，王安忆迄今都是一名锲而不舍的学习者，善于在文学中自我更新，在张新颖和王安忆的访谈录《斜行线——王安忆的“大故事”》中，张指出王安忆这种学习劲头来源于其知识理论方面的不足和个人经验的欠缺。由此，王安忆擅长在自己的作品中实践新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思潮，同时也不依赖个人的实际经验。事实上，其个人经历的匮乏也会对文学创作造成一定弊端，论文正文将会进一步阐述王的尝试浅表化的问题。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集中并增强了城市生活的吸引力，当时的中国唯一可能诞生都市文学的地方，便是上海。但实际上，选择性记忆中的上海，对政治语境的规避，历史的的确确被精巧地选择了。在张旭东《上海怀旧——王安忆与现代性的寓言》中指出，历史情境在城市记忆中产生了断裂，诸多文本的呈现展现的都是繁华靓丽的上海，但与之相对的颓败面和革命的激进面却被刻意消解了，王安忆在这样的潮流中的初期创作却能保有她细腻清纯的心灵探索和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在《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李欧梵也曾提到过，上海的世界一面是大马路、外滩，另一面就是弄堂。可以见得，城市繁荣的另一面还有反复挣扎的众生百态，这是不容忽略的城市根基。但在王安忆作品中，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异常关注的书写模式，日渐明显。例如《长恨歌》中，王安忆对上海最典型的里弄建筑样式——石库门进行了精妙入微的刻画，石库门正是为满足城市新移民的居住理念诞生的，其传统和西式的结合，天井、客房、厢房等江南民居元素显示出城市的民间根基，这才是王安忆早期作品中所要表现的上海记忆。一如《上海女性》中所展示的那样，城市的印记和精神不是外来物质生搬硬套的表象所能刻画的，老上海的精神不是从这些风光外表展现出来的典雅优美的风韵，而是平凡生命努力的生活事实。通过对王安忆文学具体作品的把握，上海市民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特征将更将清晰的展示出来。
卢汉超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人日常生活进行描画，尤其注重一般居民区内每日的活动。在四分之三的城市住房都存在的建筑样式——里弄房子里，作者仔细观察了上海这充满特色的生活区域，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日常状态。借助这类对上海日常生活研究的书籍，复原一个20世纪初上海的生活图景，非围绕精英人物的研究正适合用于辅助对王安忆作品的研读，从客观上展现一份体现关于上海的基本状态的报告。
在侯瀚如《从上海到海上——一种特殊的现代性》中，他试图从“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结合来解释上海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虽然是形成于西方殖民扩张之上，一方面他积极响应这种强权，另一方面也不断抵抗，从而使自身成为一个中国和世界各地文化交汇的大熔炉。这不是遵循西方式理性主义的发展模式，而是一种“另类”的现代化模式。进而他将这种“现代性”命名为“上海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内核是文化开放性、多元性、混合性和积极的创新态度。但在王安忆的创作中，由于时代、创作精神的不同，这种另类的现代性表现为精致实用的生活。
这种被称为“小市民”和上海的城市贫民的人，以其昔日农民身份渐渐融入城市生活，其生活方式渐趋现代化、西方化。在柴平《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新探》中提出，王安忆对上海这个现代化城市最尖锐的认识在于其对上海非现代性因素的的书写，这种非现代性具体表现在例如《富萍》中，通过富萍看到的上海普通人生活的困难；《桃之夭夭》中，寒酸的郁晓秋带给安徽农民的心理安慰。作者认为，王安忆对上海城市的底色的描写，实现了对30年代“海派作家”遗留的感官体验的祛魅，他最后总结道王安忆的上海是俗雅兼具的，从而开创了新的海派文学风格。但其所述，王安忆通过对上海人保守、狭隘、自鸣得意与现代性格格不入，从而显示了上海的非现代性，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单通过某一时期作品情节设置和人物特征来定义一座城市的特色是偏狭的。因此，笔者会尽量避免用某一时期的作品定义王安忆的“上海”，通过对整体创作的把握并结合文学史发现王安忆作品的特性。
- 自觉寻找的创作根基：
对于上海的文本描述，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他三十年代以后的繁华，却模糊了他的历史。在我们的视野内，上海似乎是一个缺乏文化底蕴的城市，甚至在王安忆早期文章《“上海味”与“北京味”》中，也曾直言不讳的指出上海文化的“粗鄙”。实际上，上海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能够代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际化大都市。他并不缺乏所谓的“历史”，在唐振常所编的《上海史》中，已经将上海历史上溯至三代。他《市民意识和上海社会》中指出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层面的东西比其精神层面的更容易接受，上海人对西方现代性物质形式的接受经历了由惊异到羡而效的过程。这是其表象的现代性的东西，这在30年代为上海书写提供了最具刺激性的资源。但随着时间推移，上海作为一个独特的城市让文学魂牵梦萦的原因，不只是他物质层面的现代性。上海是国际化的，同时又是在古典和现代的互动中形成的，20世纪末这个技术飞速发展的城市，融合了所有近代成果的宠儿，其令人头晕目眩的生活资源和日渐优越的国际地位，无时不刻在冲击着与之同时的其他中国城市，和传统的思想习惯。
这样繁荣的上海在90年代引起了一股怀旧思潮，王安忆1995年在《钟山》杂志连载的长篇《长恨歌》正随着这波悄然兴起的上海怀旧风潮，迅速声名大噪。“从渊源上看，可视为国民性lsquo;文化寻根rsquo;的集体无意识”，但“上海怀旧”却是其中异类。它不是寻根掘底的历史纵深，而是停留在三四十年代上海“西方殖民文化语境”中的断层式怀旧。因此我们在探寻“上海精神”时，不能忽略“十里洋场”的繁荣，其“怀旧”不是在遥远的历史中寻找厚重感，而是怀念这有限的数十年疯狂发展、融会贯通的城市特性。这种突飞猛进的跳跃式历史造成了上海作家存在的虚无感，引发了他们的普遍焦虑，成为这些作家作品中的重要主题。
同样，在王安忆作品中也能找到这种自我身份缺失的迷失感。在葛亮2010年发表的研究论文《“寻根”中隐现的缺席历史——论王安忆早期小说的“自我/城市”主体建构》中提到，王安忆的创作长期以来都存在一种文化缺失焦虑。一种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促使她迫切地投入“寻根”的热潮。这种个体的“寻根”和地域的“寻根”是相辅相成的，投射到其文学创作中，是对上海的地域认同。在这个热潮中，王安忆的《小鲍庄》描述了一个农村背景的生活故事，但却离开了其安生立命的创作温床。在《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型——一份关于王安忆十年小说创作的访谈录》中，她自己表示，当初创作时并未想过“寻根”，“寻根”的根基究竟是风俗还是野史，抑或说文化上的残留。在当时的王安忆看来上海无根可寻，因此她的早期作品《本次列车终点》《悲恸之地》中，她展现的疏离感也是自我写照的一部分。这使得她的叙述始终保持着一名发掘者的视角，高秀芹《都市迁徙——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中的都市时空比较》中形容王安忆是上海市井的寻找者，而张爱玲是深刻的阐述者，新感觉派的刘呐鸥和穆时英是表面化的。这样看王安忆的作品，发现她把后二者对立的态度合二为一：一方面是上海世界中奇异景象，另一方面是隐秘的私人空间；一方面是炫耀式的大胆不羁的自由生活，另一方面敏感的细节世界，王安忆把苏青张爱玲殖民地状态下的上海市井化，把新感觉派奇妙新鲜的上海精致化，这个烟火气十足但缺不失生活审美的上海，在王安忆《长恨歌》之后的作品里越来越明显。纵观文学史，当代作家中仍不乏存在虚无感的上海作家，例如擅长欲望叙事的安妮宝贝（庆山），她所展现的虚无主义下的上海无疑不是一种精神延续。
虽然在《我爱比尔》《米尼》中依然能看到年轻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精神迷失，但在《富萍》《妹头》《桃之夭夭》等作品中，王安忆通过不断主动探索的文学创作，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根基，从《长恨歌》王琦瑶传奇式的书写，《富萍》对底层移民生活细致入微的展现，《妹头》中属于当代上海的人物形象，到《桃之夭夭》里上海平凡人的坚实的生活精神。一个世俗浮躁的世界构建在这些普通的生命上，通过王安忆成熟的文字叙述将上海市民实用精致的生活展现给读者，形成王氏特色的“上海精神”，这种精神是雅俗共赏的，尤其体现在《天香》这部长篇小说中，《斜行线》指出王安忆把市民世俗故事推向了充满诗学张力的大境界，消解了海派市民传统的小境界。近期作品《众声喧哗》和《天香》，一个故事时间近，一个故事时间远，在时间跨度上前后呼应着将王安忆的“上海精神”推向台前。
- 王安忆叙事方式的转变
上一部分提到的几部作品展现了王安忆对上海理解的转变，具体表现在创作方法上，是情节的隐去，和意象的突显。从80年代《米尼》开始，王安忆逐渐摒弃意识形态视角中的“老上海”，对小市民生活生计问题进行深入挖掘，把平凡、琐碎的世俗生活放到人物叙事的显著位置，从而突破了以往以观念冲突为主的创作特征。陈华积《米尼们的沉沦——王安忆小说的转型研究》认为，《米尼》之前的作品，王安忆很少用大量篇幅不厌其烦地叙述带有“老上海”遗风的本土市民生活史，并把它作为正面叙述对象。这种感觉来源于她对市民来源于她对市民生活和文化认识的变化。从她自身的身份归属来说，多重身份和难以归属的难题，间接造成了其创作主体的游移和群体归属的模糊，因而在80年代的创作中，她的《鸠雀一战》《好姆妈、谢伯伯、妮妮和小妹阿姨》《逐鹿中街》等作品，上海市民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跃然于为数不多的上海市民作品中。这种对“世俗生活”的描绘，在其90年代以来的作品中不断发展。这个转变过程，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有意识的寻找更好的创作资源的过程，在城市改革的大背景下，王安忆能够检视自己的文学创作，使多种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相结合。通过对《米尼》《长恨歌》《天香》等文本的细读，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这一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