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献 综 述
贫困治理作为政府治理的重要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回顾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减贫进路，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累计脱贫7.6亿人，[1]书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扶贫奇迹的背后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与扶贫政策有效性的彰显。[2]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后，精准扶贫成为了中国各级政府治理贫困的战略方向和重要原则。[3]扶贫资源被高效运用于治理过程之中，地方政府掀起了脱贫摘帽热潮，脱贫攻坚演化为县域治理的第一要务。国家借助“政治势能”，[4] 牵头整合体制资源，强化科层联动，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统筹机制、责任体制和目标落实系统，有动员、有推进、有目的地开展扶贫工作，[5]“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结构在扶贫领域体现。各级地方政府通过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实现国家扶贫意志，挖掘乡村内部的治理规则，推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消解贫困，以如期实现“分期分批脱贫摘帽”目标。[6]
中国场景之下的贫困治理历程表明，贫困治理的组织逻辑既不是强调权力扁平分布、去中心化的西方治理范式，也区别于韦伯式的弱激励组织架构，如何有效廓清贫困情景的非常规治理逻辑，解读脱贫治理的有效组织要素，[7]成为学界尤为关注的方向。伴随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既有研究从宏观层面的制度研究和微观视域下历时性过程的案例深描，围绕地方减贫实践过程，形成了诸如“接点治理”“运动式治理”“双轨治理”等代表性论点，[8]为中国之治下提炼地方脱贫的共性经验提供了新思路。
回顾学界已有研究，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学界在战略内涵界定、绩效评价等细分议题上取得了较为殷实的成果。较之传统的贫困治理模式，精准扶贫具有更强的实践导向性和制度针对性，体现了中国式的治理价值。[9]在解读脱贫治理的有效组织要素上，现有研究形成了央地协同治理论、科层行政统筹论、村域情境策略论为代表的三重论点，具体如下：
其一，央地协同治理论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互动探析有效治理生成的组织肈因。强调有效治理既依赖于中央政府的高位推进，通过行政统筹机制和扶贫的政治价值引领，[10]构建权责明确的治理体系；又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合力推进和积极配合，达致对国家扶贫治理理念的贯彻和“有指挥的即兴发挥”的治理效果。[11]
其二，科层行政统筹论认为有效治理依赖于清晰的权责配置和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动员。[12]聚焦此维度的研究者论及了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运动式扶贫”，[13]通过在组织架构中增设指挥部、领导小组，[14] 增强体制运作的制度弾性，[15] 从而更高效地调度资源、推进工作。[16]压力的层层传导形塑了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提升了条块联动能力和工作效率。[17]
其三，村域情境策略论基于行动者与情景互动逻辑整合有效治理的组织要素。费孝通先生的“双轨政治”、黄宗智先生的“第三空间”以及徐勇教授提出的“接点政治”，[18]都是基层治理的政治逻辑。一方面派驻第一书记嵌入村级组织搭建起“国家－基层组织－社会”三边关系，[19]推动乡村治理秩序重构。[20]同时构建社会大扶贫格局，破解村庄集体行动困境，[21]实现将心比心的缘情治理效果，凸显减贫成效。[22]
上述论点从央地权责配置、科层组织动员及村域耦合治理维度出发，在识别脱贫治理何以有效的组织要素上提供了增益的启示。[23]已有研究或聚焦探讨第一书记驻村机制对实现国家与基层两轨治理在乡村社会的嵌入整合和在脱贫成效形塑过程的重要性；[24]或从国家治理视角出发探析“中国之制”下的行政扶贫模式对脱贫攻坚任务落实的推动力。[25]但遗憾的是未能构建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将与驱动有效治理相关联的政治逻辑、政社关系及村域规则中所涵盖的组织要素进行提炼和逻辑联结，也缺乏从国家、市场、社会三个治理场域系统探析国家扶贫意志与基层治理的良性互动，以呈现出精准脱贫战略在地方层面实践的运作逻辑和组织机理。这便为从不同场域和情景切入研究地方政府在执行脱贫治理中的多重治理路径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场域”概念最初源自布迪厄的实践行为理论，是指受时空限制的具体社会空间，它以特定的市场、公共政策或议题界定其边界，以相关的组织结构和制度规则为框架，构成相关行为者博弈互动的关系网络。[26]在贫困治理中，地方政府不仅需在纵向的“目标责任制”、“压力型体制”等制度化安排驱动下明晰治理权责，[27]也需在横向上打造良性的政企互动空间，维系政社关系，[28]吸纳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构建社会大扶贫的治理格局。[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