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董事会特征和公司的社会声誉:来自中国的实证外文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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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董事会特征和公司的社会声誉:来自中国的实证

Yingjun Lu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计学院（中国上海）

Indra Abeysekera 中央昆士兰大学（澳大利亚，悉尼）

Corinne Cortese 伍伦贡大学（澳大利亚，伍伦贡）

摘要

目的 - 本文的目的是考察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质量和董事会特征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

设计/方法/方式 - 本研究选择的企业是从中国上市公司的责任排行榜抽取的。这个排名表中确定的社会责任的评价分数用于衡量企业研究的社会声誉。该模型的测试方法用于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作者假设报告的质量，董事会特点和企业的社会声誉。

调查结果 - 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积极影响的企业社会信誉，但首席执行官/董事长作为二元董事会特征的措施对企业的社会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公司的财务业绩和企业规模也积极地影响企业的社会声誉。

研究限制/问题 - 企业的一个横断面研究相对较小的样本，以及各种概念实证检验的假设构建的代理可以限制要概括社会责任排行榜之外的调查结果公司。未来的研究可以进行纵向分析和对社会负责的比较与公司其他人，扩大企业社会声誉的实证研究结果。

独创性/价值 - 本文探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背景下企业的社会信誉质量和董事会特征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公司信誉，董事会特点

论文类型：研究论文

1．简介

中国目前正在作为国际市场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被接受（曲和梁，2006年）。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已经出现，如环境污染，能源短缺，职业病和死亡，产品监管的失职，这可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例如，2008年，一些中国和外国媒体宣布中国公司出口的奶粉对人体健康有害。这样的丑闻损害了中国的出口食品的社会声誉，至少有25个国家停止中国的奶制品进口的所有（UNESCAP，2010）。像这样的社会信誉危机使得企业社会责任（CSR）成为了中国政府的一个优先事项，并成为了确保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

虽然CSR一词源于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原则在中国的历史上已经被证明。坚持负责任的商业实践的传统文化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儒家文化（王和Juslin，2009）。儒家的美德，如“道义”与“诚信”，这与CSR当前西方的观念产生共鸣，强烈地影响中国古代商人追求讲诚信和承诺的利润（黄，2008年）。然而，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大革命[1]期间（1966- 1976年）被严重谴责。此外，在9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中国企业唯一的目标就是在极少考虑到在儒家思想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共同性的情况下使利润最大化。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直到跨国公司和其他外国经济的参与的，将企业社会责任的西方的概念引入中国市场。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例如工作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这些公司在遵循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规范的同时追求利润（王和Juslin，2009年）。鉴于过去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崩溃，以及中国政府成为一个显着的全球参与者的雄心，中国政府已经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鼓励中国企业为了其国内和海外的利益相关者变得更加对社会和环境负责。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构建和谐社会”，其中有儒家的根源，并显示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国产化所提出的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王和Juslin，2009年）。

以CSR的概念为基础的社会和环境报告是中国企业一个相对较新的做法。2005年之前，只有少数中国上市公司发布社会或环境报告（包括环境报告，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为响应中国政府的努力，强调企业社会责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在2006年颁布了针对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准则指导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所）在2008年也发布指导文件，敦促上市公司在其年度报告公开披露社会环境信息并发布CSR报告，来专门告知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其社会和环境活动。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上市公司开始公开CSR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作为年度报告的补充报告。根据上交所显示，在2008年，约980公司的290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发布了除了其年度报告的报告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且在其中282家公司第一次公布这种报告，彰显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突然飙升的报道（中国证券报，2009年）。

作为一个在中国有代表性的例子，乳品企业的奶粉事故不仅是一个严重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也是一个由于企业管理不善而失败的例子。近年来，随着公司丑闻在世界各地的连续爆发，企业在证明他们有治理的最佳做法来保护有形和无形的资产以及企业声誉的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麦克米兰等人，2004），这是目前中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这样一来，管理企业的信誉已成为日益复杂的全球化环境中的许多公司业务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Engardio和Arndt，2007年）。对于中国来说，发展市场经济，建立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以及在国际市场的拓展，都需要企业来实现公司治理机制。中国的证券法规委员会（CSRC）已经于2002年发布了“中国上市公司企业管治守则”使得中国企业与国际对手竞争做好准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公司治理和企业声誉 - - 这三种措施是公司采取的对利益相关者的外部压力的回应。为了确保其成功运行，企业必须得到相关的利益相关团体的支持，兼顾他们的利益，使企业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可以在一段时间得到最大化（Freeman和Philips，2002）。一个公司的董事会（公司治理往往是董事会的事）采用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并演示了通过CSR相关报告向利益相关者报告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因为一个公司的声誉存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头脑中，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和董事会表现的看法会影响企业的声誉。

随着中国和国际社会对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关注，独立评级机构对中国上市公司就社会责任水平方面进行了评级。因此，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在中国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董事会特性量对企业社会信誉质的影响。我们的动机是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以往的研究表明，在解释企业责任报告对企业声誉的影响的问题上，报告质量要比报告数量更有意义（Hasseldine等，2005）。所以Wedo使用两个理论框架：合法性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我们发现了有力的证据来说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和董事会特征显著影响了企业的社会声誉。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2章回顾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董事会特征和企业声誉的文献。第3章介绍理论框架和阐述相关的假设。第4章描述在本研究中使用的事例和研究方法。第5章展示实证结果和分析，第6章进行总结。

2.文献综述

2.1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企业社会信誉“企业社会责任”（CSR）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这个术语用来描述企业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以及贡献（詹金斯和雅克夫勒维，2006年）。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用于一个企业披露它在社区乃至整个社会（Gray等 ，1987）中的活动对其利益相关团体（例如监管机构，投资者和环保游说团体）所产生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因此它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报告体系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来涵盖社会和环境问题，从员工的报告开始，然后转移到社会报告、环境报告、社会责任报告，最后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报告（Buhr，2007年）。

学术上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重点放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上的文献。这一领域的传统研究使用年报作为数据源，调查企业社会和环境信息披露。随着独立的环境报告或企业社会责任在许多经济体的产生（KPMG，2002），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致力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者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年度报告结合作为更有助于理解的报告（Cormier的和Magnan，2003;霜等，2005）。Frost等（2005）发现，在澳大利亚，年度报告中会报告一些关于企业的社会和环境活动但是独立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会有更多关于此类信息的报道。这可能是由于社会责任报告相比于年度报告其明确目的是社会和环境信息的披露，由于这两份报告是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团体（Rowbottom和Lymer，2009）。独立CSR报告是为对企业社会和环境活动感兴趣的利益相关方而准备的，而年度报告是为对企业的经济活动感兴趣的准备的。在中国，上证所和深交所已经发布相关文件，鼓励上市公司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或可持续发展报告。

合法性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文献来解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该理论认为，当企业的价值体系相与社会的相匹配，那么其组织就是合法合理的，但如果是不匹配，该组织的合法性受到威胁（林德布洛姆，1994）。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合法性理论揭示了企业披露社会和环境信息的动机是满足规范和社会期望（迪根，2002年）。

合法性理论着眼于组织所运行的“社会”。有迹象表明，社会中个人的许多团体，如股东，债权人，员工，客户和供应商，都会对该组织的社会和环境的活动感兴趣。这些团体被弗里曼（1984年）定义为“利益相关者”，他们可能会影响或在该组织的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受到影响。一个组织的利益相关者通过控制组织继续存在所需的资源来影响组织管理战略和决策（乌尔曼，1985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被视为是一种有效的企业管理战略并且能够使社会中的各个利益相关个人或团体对企业保持满意。

最近出现的一个由报告支持者（GRI，2006; KPMG，2005年）和学术研究人员（Toms，2002; Hasseldine等，2005）作出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解释，是这些做法可以创造了良好的 声誉。例如，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2005）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的调查称，促使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有良好的声誉。信誉的概念化从战略管理的角度出发视信誉为有潜在创造价值的无形资产（Fombrun，1996年），到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把信誉作为社会对企业的共同结构评估（Fombrun和Van的结果的社会学视野的战略管理视图范围瑞尔，1997）。企业声誉的最常用的定义是由Fombrun和Van Riel提供的（1997，第10页。）：

[...] 作为一个对公司的过去行为有价值的代表和描述公司对各类利益相关者提供有用价值的能力的结果。企业声誉衡量了企业在内部员工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在内部竞争力与外部的环境之间的相对关系。

在现存文献中，衡量企业声誉最流行的方式是通过口碑排名研究和各种名誉指数（Abeysekera，2011年）。全球6信誉排名调查的审查表明，他们主要注重信誉的五个属性：财务绩效，管理质量，社会和环境责任绩效，员工的质量和所提供的商品/服务的质量（Bebbington等人，2008年）。

在会计文献中，合法性和信誉有时可以互换使用（Chalmers 和Godfrey，2004）。这两个概念是社会结构与利益相关方评估公司，两者都具有类似的特点，如企业规模和财务业绩挂钩，并且都创造获得资源（Deephouse和Carter，2005年）的能力的提高。合法性依赖于“会议，秉承社会制度的规范，规则和意义的期望”;然而，信誉涉及“公司的比较，以确定它们的相对地位”（Deephouse和Carter，2005年，第331页）。合法性规定了公司的信誉求的活动，会议和遵守社会制度的规范，规则和意义（King 和Whetten，2008）。因此，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符合规范和社会期望界限，然后提高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对地位的评估，即声誉。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以概括为代表的信息披露结构的结果，而社会声誉，可以概括为代表的性能结构的结果，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社会声誉来自两个不同的结构。正如在本文的4.4节中概括的，这两种不同的结构是实证操作性的两个变量（CSR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和企业的社会声誉作为一个独立的评级机构分配给公司的评级分数）是完全独立的。

信誉无可争议是公司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之一（Toms，2002年），并且资产，如社会声誉可以成为公司业绩的重要贡献者。声誉资产并不是必须负担的社会责任是很难进行复制的，并且最终可以对市场价值有积极的作用（Fombrun，1996）。就像Fombrun等所说的（2000），声誉是“风险”在战略，运营和财务方面的组织及其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交互作用。一个敏锐的衡量声誉风险指标就是利益相关者有效的管理，并有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管理功能强大的利益相关者管理企业声誉的重要工具（Friedman 和 Miles，2001年; Toms，2002; Hasseldine等人，2005; Spence，2007; Bebbington等，2008）。

Friedman和Miles（2001）通过与专家访谈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社会责任投资在社会责任投资领域（SRI）领域中的关系，他们发现社会责任投资的一个动机就是通过支持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发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来提高企业的声誉。

Toms（2002）研究了环境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一个子集）和环保声誉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他控制了先前已知影响企业声誉的其他因素。Toms（2002年）通过在《今日管理》中发布的关于公司的社区和环境责任度的评级来确定了企业环境信誉。与英国公司实证调查后，Toms发现了环境报告和环境声誉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这种关系也由Hasseldine等人再次论证过（2005）。
虽然Hasseldine等（2005）和Toms（2002）将声誉视作经验设定的结果，最近Bebbington等（2008）再次探讨了这个命题，即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管理与企业声誉相关的风险的结果和过程，并得出结论认为声誉风险管理的概念可以帮助公司对社会责任报告的理解。

在针对中国的研究中，Rowe（2007）通过采访来自上海15家公司的高管探讨了规范性支撑中国的企业发布企业环境报告的重要因素，他发现参与的公司中有40％已明确的信誉度是他们发布企业环境报告的一项重要因素。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学术研究来探讨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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