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目的与意义
1.1问题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回顾过去５年以来的工作时指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精准扶贫是下一个阶段扶贫工作的重点及核心内容。2012年，国务院公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将我国贫困地区划分为14个集中连片的困难地区我国扶贫工作开始了“重点出击，各个击破”的阶段。2013年习总书记开创性的提出精准扶贫这个历史概念，我国长期坚持实施的扶贫工作进入精细化阶段，精准扶贫对扶贫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1.2意义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2.1驻村帮扶政策的描述及分析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使整个国家贫困人口数量大规模减少。随着贫困人口总量的不断减少,剩余农村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于环境极端恶劣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特别是近1000万居住在深山、高寒、荒漠化、水土流失严重等生存环境恶劣、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更加艰巨。
对于生态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区而言，其脱贫过程要避免生态环境的再次破坏，传统“就地扶贫”方式在这些地区实施成本高、难度大、政策投入效益微弱，即使依靠政府等力量实现脱贫，也会因自然条件的限制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而返贫。而易地扶贫搬迁是以减贫为目的而进行的将居住于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地区贫困人口迁向自然条件较好地区以及与此联系的社会经济系统重建活动。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目前研究易地扶贫搬迁的文献来看，大部分文献都着眼于研究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李淑芳，2018）。刘军认为要做好当前的易地扶贫工作，就要解决好三大问题：一是要精确扶贫方略，提高扶贫能力；二是要整合扶贫力量、扶贫资金、扶贫计划和扶贫政策；三是要创新扶贫工作的新体制、新机制。高聪颖等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公平理论，提出要以“就业与增收”为导向规划搬迁安置，增加安置区农户的财产性权利，优化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把搬迁农民置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内加以整合。李博等以陕南王村的易地扶贫搬迁为例，研究了扶贫移民搬迁四个阶段的政策执行困境，提出从国家政策制定、扶贫治理体系构建以及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等几个方面来完善制度建设。王晓毅基于对宁夏生态移民情况的考察，研究了异地搬迁后移民的贫困问题。他认为非农就业对部分移民的排斥及移民的高流动性是造成移民后贫困的重要原因，解决途径是建立流动性扶贫机制和自愿搬迁安置方式。邹英等从扶贫搬迁贫困户市民化的角度提出了贫困户市民化的路径。郭健斌等基于西藏林芝县更章乡的调查，提出扶贫搬迁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造成了影响，并针对土地利用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邢成举通过对陕西省扶贫搬迁的考察，提出当前扶贫搬迁的主要问题是移民安置空间局限、移民生计资源有限、迁入地社会和经济支持有限，解决这些困境有赖于多层次的移民政策、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区域合作。周恩宇等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提出，易地扶贫搬迁要考虑社会文化治理要素及贫困群众的意愿与适应能力。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2022年9-11月，进行相关文献搜集、整理工作；2022年11-12月，对调查数据进行具体的政策效果评估研究；2022年1-3月， 完成相关内容研究；2022年4-5月，进行撰写结题报告。
5. 参考文献
[1]Hnery，M. S. Ahluwalia，C. Bell，J. H. Duloy andＲ.Jolly，1974，Ｒ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 Policies to Improve Income Distrib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row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K.Deininger and L. Squire,1996,“New Data Set 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World Bank Economic Ｒeview，10(3):565－59.[3]World Bank，2000，World Development Ｒeport(2000/2001) : Attacking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4]D.Dollar and A.Kray，2002，“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3):1-43.[5] Adelman，C. T. Morris，1973，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Equ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6]Copestake J．，Dawson P．，Fanning J． P．，Mckay A． and Wright R．，2005．Monitoring the Diversity of the PovertyOutreach and Impact of Microfinance: A Comparison of Methods Using Data from Peru． Development PolicyReview Vol．23，No．6: 703－723．[7]Khandker S．R．，2005．Microfinance and Poverty: Evidence Using Panel Data from Bangladesh．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9，No．2: 263－286．
[8]林万龙,华中昱,徐娜.产业扶贫的主要模式、实践困境与解决对策——基于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四省区若干贫困县的调研总结[J].经济纵横,2018(07):102-108.[9]巫林洁,刘滨,唐云平.产业扶贫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基于江西省1047户数据[J].调研世界,2019(10):16-20.[10]李实，詹鹏.中国经济增长与减缓贫困［M］/ /李培林，魏后凯，主编. 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1]许汉泽，李小云.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16.[12]黄承伟，邹英刘杰.产业精准扶贫:实践困境和深化路径——兼论产业精准扶贫的印江经验［J］.贵州社会科学，2017( 9) : 125 － 131.[13]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4]吴国琴.基于居民感知的贫困山区旅游扶贫绩效研究——以信阳市郝堂村为例[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7(4): 38-42.[15]杨照, 张正尧.产业精准扶贫评价体系构建及研究——基于14 个贫困县的调查[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3):179-184.[16]蒋辉,刘兆阳.农户感知视角下的扶贫政策成效评价与优化路径[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2):78-84.[17]黄强,刘滨,刘顺伯.江西省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基于AHP法[J].调研世界,2019(4):45-50[18]杨龙,汪三贵,李萌.建档立卡贫困户收入特征及反贫困对策研究[J].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4(2):51-55.[19]邱玲玲,曾维忠.精准扶贫视角下县域农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基于四川省88个贫困县的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8):151-157.[20]修兴高.产业扶贫模式:运行成效、影响因素与政策建议——福建省产业扶贫模式典型案例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4):188-194.[21]孙久文,唐泽地.中国产业扶贫模式演变及其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借鉴意义[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4(6): 5-10.[22]黄承伟,周晶.减贫与生态耦合目标下的产业扶贫模式探索——贵州省石漠化片区草场畜牧业案例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 2016(2): 21-25.[23]王立剑,叶小刚,陈杰.精准识别视角下产业扶贫效果评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113-123.[24]邢慧斌.国内旅游扶贫绩效评估理论及方法研究述评[J]. 经济问题探索,2017(7): 47-53.[25]黄娟娟,尚华.精准扶贫政策下的贫困户劳动收入增加分析——基于华东重点扶贫市临沂的贫困户数据[J].调研世界,2018(11):35-40.[26]闫杰,强国令,刘清娟.扶贫小额信贷、农户收入与反贫困绩效[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9,34(04):3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