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阶层流动现状分析——基于人口流动来源的视角开题报告

 2022-08-11 09:20:53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国内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0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中国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是务工经商,解决就业问题。2018年,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其指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在经历长期迅速增长后开始进入调整期。011-2014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从2011年2.3亿人增长到2014年的2.53亿人。流动人口持续增长的部分原因可归因于2011年政府对人口迁移制度的一次实质性改革—户籍登记制度。这次改革由于破除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壁垒,从而极大地释放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因此,在2011年一2014年间,劳动力的流动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流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流向第二、三产业,这推动了以第二、三产业发展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但从2015年开始,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流动速度、流动的区域结构开始发生改变。我国的劳动力有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现象。劳动力的流动倒逼产业结构的转移与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同时伴随产业调整升级将再次优化人力资本在区域间的配置。因此,基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人口迁移政策能否引导与释放劳动力的流动性就至关重要。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大多数,家庭化趋势是人口流动的新特征。而流动人口来源的不同,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生活阶层固化问题。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由于我国当前的资源配置和收人分配存在不合理之处,权力和资本侵蚀了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因此影响了阶层位序等级的合法性。依据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构成社会系统的各个阶层有着特定的职业分工,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各个阶层间的合作。因此,现代社会中,各阶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互动规则应当是互惠互利。但在社会转型期,由于资源占有状况的差异,社会各个阶层在利益增进方面往往会出现非互惠互利的零和博弈,较高阶层的利益增进常常以损害较低阶层的合理利益为代价。长此以往,非互惠互利的社会互动必然会形成剥夺感,进而引发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代际关联系数呈n型变化,即先升后降再升。代际关联系数是用来衡量一个社会开放性的直接指标,它指的是,控制了时代变迁这个因素之后,两代人之间在职业选择方面的关联度。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可能利用各种资源和机制强化代际继承、阻碍代际流动,从而加大了下层流动到上层的难度。也就是说,权力和资本对现代阶层流动的深度介人,极大地加剧了特权对公平正义的侵蚀,致使当代中国的阶层流动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封闭”和“固化”现象。本题旨在深入研究阶层流动现状问题,从人口的流动来源角度分析对于阶层流动现状的影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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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对社会阶层固化研究的相关文章很多。首先是关于社会阶层固化的现状分析。研究者普遍认为当前农民工的流动能力在减弱,流动的渠道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即当来自某地的农民工在城市站稳脚跟之后,会把他们在农村的亲属、朋友、邻居以及和这些社会关系发生联系的人利用这种流动机制,一批一批地进入城市,并逐渐在城市中形成以行业工种为连结点的老乡聚居区。

除了以农民工为对象进行固化现象研究外,近年来公共职位的隐性世袭一一“官二代”现象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许多地方的公职录用存在以官二代为表象的政治权力世袭现象,尤其以经济不发达,政治运行不透明,法制意识不高的中西部地区为甚,己经成为当地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另一种社会阶层固化的现状分析则利用代际比较的方法更清晰地反映了当前我国阶层固化的程度。社会底层如农民工、失地农民、城市事业人员、低保户等,因父辈社会地位、教育等不平等因素的影响,子代利用正常的社会流通渠道摆脱“被复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代际传递的固化倾向明显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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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划与进度安排

本题将试图参考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农村人口来源因素对其阶层向上流动机会的影响机制,并对比分析不同人口来源构成与阶层生活水平现状的影响关系,从收入、教育、医疗健康等方面研究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并评估对人口迁移政策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分析,进而分析人口迁移问题对阶层的生活影响。

5. 参考文献

1. 许德友:《中国农民工现阶段的社会流动一一一个基于社会流动渠道的理论解释》,《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 季文:《农民工流动、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

3. 徐丙奎:《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人际传播》,《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4. 李树茁,杨绪松,任义科,靳小怡:《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当代经济科学》, 2007第1期;

5. 王毅杰,童星:《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探析》,《社会学研究》,2004第2期;

6. 张蕾,潘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构成及作用分析一一以杭州为例)》,《经济研究导刊》,2011第34期;

7. 薛深:《“官二代”标签化现象的缘起及其回应》,《中国青年研究》,2011第7期;

8. 郝宇青,朱琳琳:《中国产生“官二代”现象的原因》,《探索与争鸣》,2011第9期;

9. 陈培浩:《对“官二代”现象的理性审视》,《领导科学》2011第4期;

10. 叶慧娟:《权力符号:“官二代”现象的社会解读》,《青少年犯罪问题》2011第1期;

11. 冯军旗:《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南方周末;

12. 王晓东:《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一一透视反思“穷二代”现象》,《甘肃社会科学》,2011第3期;

13. 顾骏:《阶层固化: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中国青年报》,2010.06.26;

14. 刘云杉:《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一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2005)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第5期;

15. 权衡:《收入差距与流动性下降_增长效应与社会冲突效应一一一个文献研究的视角》,《社会科学》,2011第1期;

16. 龚刚,杨光:《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2010第2期;

17. 孙立平:《绝望比贫困更可怕》,《中国报道》,2009第06期;

18. 周颖:《论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对效率与公平的双重影响》,《特区经济》,2012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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