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高管经历与企业创新开题报告

1. 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一）研究意义

自2005年以来，金融业对GDP的贡献度越来越高，呈逐年提升趋势。（舒展，程建华，2017）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2015 年金融贡献在GDP中的比重为14.5%，较2005年的8.5%增长了164.8%。与此同时，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从2006年的42%降至2015年的34.3%，下降7.7个百分点。如上数据所显示，我国经济呈现出的态势，即为金融化。而我们知道脱离的实体产业的经济增长也只不过的空中楼阁，并不是能够让我国稳健发展的长久之计。

如今，由于相较于金融行业实体投资收益率较低，导致企业将本应投向生产和创新研发的资金进行金融投资，以期获取高额利润。（贾翔夫 程心怡，2019）我国金融发展起步较晚，但是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大于8%，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如此会使得我国虚拟经济虚高而实体经济萎缩。从上市公司披露年报来看，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配置的金融资产水平已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从多元化分散投资转变为专门的资本套利。而我国企业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企业金融化可能加剧企业创新的矛盾，这可能导致产业发展由盛到衰的转变，不利于实体经济的长远发展，这应当得到高度重视。

公司的创新能力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市场竞争力，以及未来需求供给。若由于企业金融化，而导致了公司实体发展停滞，那么将会给我国未来经济总体以及社会稳定性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这都将直接影响到我们未来的日常生活。所以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公司创新影响的研究至关重要。虽然，前人已经做过了相关的研究，但是仍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1.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公司创新能力有“挤出效应”

该结论主要基于的是资源依赖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杜勇，2017）。委托代理理论说明由于当前实业收益率下降，导致代理冲突使得投资偏向金融投资。同时资源依赖理论指出由于存在融资约束这一外部因素，使得多数资金都要靠内部融资，由此有了企业资源有限性，使得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其实是呈现一种替代关系。

国外研究就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而言，还并未得出一致观点。有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会“挤出”企业的其他类型投资。例如，Ozugr（2007）以美国非金融企业为样本，检验企业金融化是否会抑制实业投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占用了企业原本应投资于实体的资源，“挤出”了实体投资。 Kliman Williams（2015）分别以墨西哥、土耳其及国的非金融企业为例，对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与Ozugr得出的结论相同。既然，企业金融化会抑制实业投资，而创新投资较其他类型的投资更具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金融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创新投资。

国内虽然也有不同的观点，但主流观点还是偏向挤出效应。李文贵等（2019）发现当以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衡量企业创新时，企业为进行金融资产配置而持股金融机构与创新活动显著负相关，持股金融机构抑制了上市公司主业的长期发展。但是这也不能说明挤出效应就是一成不变的。许罡（2017）的研究表明公司金融化与研发投资强度呈显著负相关，相对于短期交易型金融类资产，长期稳定型金融类资产对研发投入的挤占效应更明显。但存在像市场竞争压力这样的其他因素削弱其挤出效应。同时肖忠意（2019）证明出挤出效应也存在强弱，企业金融化对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持续性创新表现具有抑制作用即“挤出”效应，而这种“挤出”效应在企业成长期尤为强烈。随着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延伸，这种抑制作用被削弱。

2.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公司创新有“蓄水池效应”

蓄水池效应主要依据的是凯恩斯的预防性储蓄理论，金融资产有很强的变现能力、运营周期较短。所以可以以较低的调整成本，当公司未来资金出现紧缺情况时时，可以出售金融资产来获取所需要的资金，从而减轻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弥补资金的不足，从而起到“反哺”的作用。

虽然大部分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存在挤出效应，但是也存在学者对预防性储蓄理论的验证。Alessandra（2008）研究发现，企业的金融化会增加企业的投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融资约束，为企业积累了更多留存收益，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投资。此时企业金融化实际上是资金的“蓄水池”，可以提高企业的投资率（Agnieszka，2013），也会增加企业对创新活动的投入（James，2010）。鞠晓生（2013）的研究认为企业的金融资产具有较强的变现能力，因此可以很好的应对流动性风险。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会对企业的研发产生促进作用。最新的杨松令（2019）实证证明了公司金融化在滞后两期明确对创新研发存在反哺作用。

3.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公司创新呈“U型”趋势

经过前面学者的分析，学者一般认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未来主业业绩的净效应取决于“蓄水池”效应和“挤出”效应的相对大小，蓄水池效应大于挤出效应则整体呈促进作用，反之则呈抑制作用。

但实际上还存在第三种情况，无论是“蓄水池”还是“挤出”都不会完全单独存在，虽然金融资产配置降低了当期的企业研发创新，但助推了未来期的企业研发创新，原因在于当企业将当期的资金更多配置于金融资产，虽然挤占了当期的创新投入，但金融资产在未来期的获利又补充了未来期的创新投入（刘贯春，2017）。王红建等（2017）认为实体企业由于具有套利动机，在金融化的过程中会挤出企业的创新投资，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研发之间呈“U”型关系。虽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存在挤占效应。

当产业资本积累超出一定规模后，投资所获报酬开始逐渐减少，资本利润率逐渐降低，金融资本扩张开始出现，所以金融化趋势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必然结果。但是也可以看出适度的金融化对于企业创新具有反哺作用，而过度的金融化则会侵占创新利益。前人研究虽然各有千秋，但是主流还是挤出效应，但经过这两年发展可能存在U型效应的可能，故实际情况还有待证实。

4.烙印理论

烙印概念最早在一个多世纪前的动物行为研究中出现。1873 年，英国业余生物学家道格拉斯·斯伯丁（Douglas Spalding）报告说，家禽倾向于跟随首次见到的运动物体，这种行为由于早期经验而被“盖上了自然痕迹”。后来半个世纪后，Stinchcombe（1965）第一个将烙印的概念引入社会组织研究，进而产生了从集体到个人的诸多观点，而MarquisTilcsik（2013）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总结，他们对烙印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定义，并提出了三个方面：

（1）过渡的短暂敏感时期，焦点实体对外部影响表现出高度敏感性；

（2）在敏感时期环境的强大影响，使焦点实体开始反映当时的环境要素；

（3）尽管随后发生了环境变化，但印记仍然存在，即存在持续性。

简单来说，烙印理论强调高管在特殊时期的经历会对其产生烙印，这种烙印会持续性地影响其认知结构和价值取向进而影响其决策。

就个人层面来说，敏感时期往往被认为是人的孩提时代，也就是早期心理和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但在这里不能只是简单地定义为“早期”时期，一个实体可以随时间经历多个敏感时期。比如：在角色过渡时期，包括组织和职业社会化时期，由于角色要求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个人尤其容易受到影响，诸多学者探讨了职业经历如何对人们的职业产生持久影响，以及个人在跨组织边界移动时如何随身携带这些烙印（例如，Higgins，2005；McEvily 等，2012）。就公司高管而言这些烙印将会对其的决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5.高管经历的调节作用

根据上述虽然通过总结多种影响渠道，但是往往忽略了最根本的决策者影响，由于高管的不同经历会给其打上不同的烙印。最终在决策时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已有研究发现管理者个人经历，如从军经历、贫困经历、学术经历、以及海外经历等对确实企业决策有显著影响（姜付秀和黄继承，2013；许年行等，2016；Benmelech Frydman，2015；Custódio Metzger，2014）。根据MarquisTilcsik（2013）对个人烙印的研究，总结了如下的三个方面。

表1个人烙印分类

首先是经济技术因素，西方研究表明在经济衰退期间生活过的经理们倾向于比那些经历了更有利的初始环境的经理们做出更保守的决策。（Schoar＆Zuo，2011）根据我国建国七十余年来看，早期经济水平以及生活水平发展仍不健全。所以拟将高管的贫困经历对应其研究中的经济技术因素，马永强（2019）认为早期贫困经历会影响CEO的财富观和风险容忍度, 使CEO在早期一无所有时对财富和地位非常渴求, 而在达到一定成就后又会放大高风险项目失败的后果, 在风险偏好方面呈风险厌恶型，程令国等人（2011）也发现经历过打饥荒的人更偏好储蓄和节约，由此可以看出其采用的金融策略更加保守，也就是说这一经历可能使高管更倾向于公司创新投入；

其次是制度因素，根据其描述，组织文化对人的影响也十分重要，赖黎（2016）研究发现，从军经历管理者偏好高风险，决策更为激进，所在公司的财务杠杆更高、短期借款更多。自古以来，我国军队文化承载着大胆肯干、恪守规则、奉献精神等内涵，在退伍再就业后，成为高管的退伍军人依然身上有着这些烙印，可能使得其在决策过程中或严谨或激进，有研究表明，从军经历高管所在企业披露信息更加准确和全面（Bamber 等， 2010）。所以可能从军经历的管理者偏好风险，为提高公司的收益率而大量配置金融资产，削减创新研发；但也可能存在高管认为其金融资产太过取巧，而注重实业发展促进公司创新。

最后是个人影响，在职业生涯中我们会与不一样的人沟通，遇到不一样的事情，进而有了更多的国际视角和西方的思维方式，即为新的烙印。而外国的金融行业发展较国内更加全面，有金融经历的高管能有更好的金融管理能力。代昀昊等人（2017）研究又该烙印的高管可以合理分配企业的投资行为，并有效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宋建波（2016）研究表明，董事金融背景对金融化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具有金融工作经验的企业高管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行为（Filatotchev，2009）。从文献总体来看，金融工作背景的高管更倾向于配置金融资产，其影响态度还有待考量。

2. 研究的基本内容和问题

（一）研究目标

利用国泰安数据库中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近几年的披露数据，描述我国目前公司各项指标的现状；运用线性回归分析，回归分析企业金融化对公司的创新能力影响，控制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财务杠杆等干扰因素。分析公司金融化程度对公司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公司高管个人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

（二）研究内容

3. 研究的方法与方案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的方法。本文以规范研究作为理论基础，以定量分析作为重点，运用统计描述和计量分析方法。

1.通过收集国内外对公司金融化以及公司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文献，并且对其进行深度研究与思考，从中学习其金融化对公司内部发展影响的潜在关系，为之后的学习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4. 研究创新点

（一）本文创新之处

从一个微观角度，研究其公司内部决策对企业金融化对公司创新能力影响过程的调节作用。以往研究大都针对企业金融化与公司创新能力两个主体，而本文则以高管的微观视角来详细探究公司内部的具体影响机制。

本文不同于以往对高管特性研究，过去高管特性研究大都采用高管梯队理论为主，本文引进烙印理论作为核心，研究高管经历对其后来决策方面的影响。

5. 研究计划与进展

（一）研究计划

1、文献总结：认真阅读相关文献资料，总结国内外前人的研究经验并形成自己的初步理论基础，为之后的论文撰写提供保障。

2、撰写开题报告：根于文献综述选择恰当题目进行研究，拟定整体框架并对其进行初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