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土地流转模式的研究-以河南省新乡市为例开题报告

课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应用前景等（列出主要参考文献）

理论意义：纵观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的相关文献，很多学者从中西部地区的流转模式进行了研究探讨。而对我国中部地区的（以河南省新乡市为例）土地流转模式的研究，相关完善的理论文献较少。尤其河南省新乡市是传统农区的具有悠长历史的典范农业都会。最近这些年来，新乡市专注于优化农业产业布局，调剂产业结构，鼎力指导晃动轮回农业技术进步、特点农业、生态观光农业、都会农业，加速推动农业示范园区的扶植，并且专注于培养一些在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大中型领头企业和中坚企业，鼎力帮助稳步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化和产业化。鉴于此，在借鉴国内关于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河南省新乡市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认真分析现有的各种土地流转模式的优缺点，。研究河南省新乡市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对于完善河南省新乡市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理论研究及其新农村建设项目的推进有一定的理论支持意义。

实际意义及应用前景：河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新乡市又是农业都会，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城市农村经济都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城镇化建设给传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式的农业经营发展方式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势在必行。通过对河南省新乡市出现的不同土地流转模式的对比分析，试图探寻出适宜于新乡市土地流转的流转模式，希望对于指导河南省新乡市开展土地流转工作和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国内研究进展：国内学者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日趋增多，尤其是近年来对此问题的关注度更是提高，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一） 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

1.1农地流转数量趋于规模化，整体规模较小

张红宇[1]通过大量数据观察发现，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农村土地流转的发生率一直偏低。根据农业部 1993年的抽样调查，1992年全国有 473．3万户承包农户转包或转让农村土地 1 161万亩，分别占承包土地农户总数的 2.3% 和承包土地总面积的 2.9%。2005年，26.7%的农户进行过土地流转，流转土地面积比例为9.7%，有 1/3的农户、1/10的耕地参与了流转，承包地的转出和转入在农村已经开始发展起来 [2]。钱忠好等[3]由江苏、广西、湖北和黑龙江4省(区)的调查数据得出：村总体农地流转率（村庄农地流转率是指村庄农地流转面积占村庄农地面积的比例））并不高，8年平均值仅为13.29%；2006~2013年8年间，样本村农地流转率逐步增加，从2006年的8.19%上升到2013年的21.99%，上升了13.8%；样本村农地流转率省际间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达的江苏省样本村农地流转率明显高于其他3个省(区)。据农业部统计数据，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全国土地流转面积约 3.1 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 23.9%。尽管农地流转数量日趋增加，但是农地流转规模整体还是偏小，规模化经营还有待提高。

1.2农地流转形式多样，传统形式比重大。

目前我国农地流转主要以租赁、转包、转让等传统的流转方式为主。比如，芜湖市农地流转方式以租赁和转包为主，租赁成为农户的首选流转方式，占60%；其次为转包，占 16% ；其他流转方式所占比例都不到10%[4]。代瑞熙等[5]调查研究，根据对所有参与了土地流出的土地面积统计，得出：从流转形式来看，出租和转包比例最高。同样，李燕娥[6]从贵州省的调研中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1.3土地流转纠纷问题频发，流转期限较短

随着国家 “一免三补 ”政策的实施，以及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使人们对土地经营的预期效益提高，农民对土地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一些从农村出去的下岗职工还想要回土地，一些在非农生产领域就业后的农村人员和那些毕业、尚未就业的大学生还想保留土地。上述争田要地的现象在各地区都普遍存在，使得土地流转纠纷增多。比如，陈云玲等[7]对宿州市的调研中发现其土地纠纷普遍存在。何欣等[8]研究发现，在农地流转交易中, 仅57.5%为有偿流转, 超过40%的流转交易没有规定期限, 在规定了流转期限的交易中, 平均期限仅为5~6年。

（二）农地流转的动因

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及历史背景，它的出现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国内专家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现象产生的动因，并得出了各种各样的结论。李文政[9]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是获取农业规模经济效益的需要，是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需要，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是资源优化重组的需要。游和远等[10]深入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许恒周[11]也进行了相关论证，认为表征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工资自主决定程度变量对农村土地流转影响最大。陈飞等[12]建立数据模型得出城市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是农户租出土地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主要诱因。石敏等[13]认为劳动力转移和非农收入比例增加是农地流转的主要动因。

（三）农地流转绩效评价

统筹城乡发展，离不开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的统筹协调配置[14]。实践证明，农村土地流转对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5]。

3.1正面影响

大多研究者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土地经营规模等角度进行了农村土地流转的绩效评价的研究表明，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及农民收入的提高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罗必良等[16]认为土地流转能够有效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激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经营提供广阔空间。刘莉君[17]、岳意定[18]等通过构建农村土地流转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出租、反租倒包、股份合作制等不同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经济绩效进行比较，发现股份合作制流转带来的经济

研究的目标、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最大。钱忠好等[19]对江苏、广西、湖北和黑龙江四省（区）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他们认为就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影响而言，农地流转能促进转入户和转出户家庭总收入提高，相比较而言，农地流转更利于转出户增加家庭总收入。曹瑞芬等[20]对中部地区农地流转经济效益调查分析后认为，农地流转存在经济效益，然而，农地流转对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并没有显著影响。侯建昀等[21]认为在“三权分置”农地流转产权制度安排下，农地流入会提高农户的福利水平。

3.2负面影响

王春超[22]认为农村普遍存在的非正式契约形式的土地流转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游和远等[23]认为农地转出户在获得收入提高的同时失去了部分与收入同等重要的可行能力，而这将最终影响到农地流转状态改变后或家庭现状变迁后的农户生存。董国礼等[24]认为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以及委托代理模式与土地流转的绩效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代理模式下的土地流转特点各异，绩效差异大，具体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弊端和问题。赵婧等[25]研究得出，江市农地流转市场绩效呈现总体提升趋势，但生态绩效却出现下降态势。朱建军等[26]认为人均拥有耕地面积越多的家庭越有可能参与农地流转，人均纯收入越高的家庭越可能租出耕地。无地少地的低收入农户很难从农地流转中获益。

（四）影响农地流转的制约因素

4.1产权不明确

通常认为，如果物品的产权边界是不明确的或者说产权易于被减弱，那么其参与交易的可能性将会被抑制。正如 Barzel[27]所说任何对产权施加的约束都会导致产权的“稀释”(Attenuation of Right) 。赵敏[28]认为，产权关系明晰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农地流动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目前集体土地产权关系混乱，农户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产权主体；农民在承包期内也存在着经营权排他性残缺，造成了农民土地财产并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严立冬[29]认为承包土地的各项权能还不能完全受法律保护，权利边界模糊，弹性较大。王甲午[30]在研究辽宁省农村土地流转现状中指出，土地产权制度的不明确限制了土地流转。在物品的产权实施过程中，Mandel[31]认为当人们对所持有的物品待价而沽时会导致禀赋效应。钟文晶等[32]从禀赋效应出发，认为农户土地产权产生农地禀赋效应，进而会抑制农地流转行为。马贤磊等[33]认为土地产权安全性会形成生产性效应、交易价格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进而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加强新一轮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和强化农民农地流转合同意识是促进农地流转的关键。

4.2相关法律机制不够健全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规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日渐规范的过程。但在长期发展中，我国土地承包经营和流转的法律机制、地方规章不够健全，导致部分农村土地在流转中带有自发性、盲目性与随意性，土地纠纷、侵权行为时有发生。张璐[34]指出，

现行的法律框架中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实然规定与政策预期存在一定的差异，理性的立法和制度选择能够推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完善。陈振[35]认为，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健全、不协调，导致产权界定不明晰，从根本上损害了广大农民的流转利益，而产权明晰是所有市场交易和流转的前提。现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弊端在于使用权的权能混乱，不能保证农民所有权的权利，使得农村土地适应效果较差[36]。郜亮亮等[37]认为村级流转管制显著抑制了农地流转的发生，相比于农地自由流转的农户，农地流转受管制农户转入农地的概率要低，这是村级流转管制增加了交易成本的缘故；管制对农地流转所产生的影响流转效应是“恒定”的。黄忠怀等[38]提出政府强行干预土地集中流转，既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加剧村庄的社会分化与矛盾冲突，也将使不同利益主体面临巨大的经济社会风险。

4.3农地市场不完善

中介服务组织的缺乏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是制约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39]。同样，伍业兵[40]认为，由于缺乏客观、公正的中介组织或交易平台，流转双方不了解土地的价格，也没有办法为土地使用权入股、让进行评估和监督，影响了农地交易。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农户劳动力转移达到一定规模时才能促进农地流转。黄枫等[41]认为农地使用权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已较完善，但其供求匹配功能有待于通过促进男性与女性劳动力同时转移来进一步开发。江淑斌等[42]认为农地流转呈现“租金分层”现象，即农地资源并未实现有效配置，农地细碎化和农地制度限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土地流转绩效、劳动力转移和综合分析等方面探讨了阻碍农地流转的因素。比如，冯应斌等[43]指出，对理性的土地转出者而言，只有当释放“囚困”于土地之上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而获取的预期收益与转出土地而获取的租金之和大于自己耕种土地所获取的收益时，才会选择放弃耕种土地；对土地转入者而言，只有当转入土地进行经营得到的回报超过他们从事其他工作所得到的收入与因获取土地而支付的租金之和时，土地转入行为就可能发生。承包土地的替代性越大，机会成本也越高，则土地对转入者而言，其吸引力也就越小。罗玉辉等[44]认为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着强行政色彩、弱市场因素等共性问题，阻碍了农村土地的有效流转，并探索性地提出了在中国农村土地确权后构建“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改革设想。洪炜杰等[45]从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为出发点，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也就是说农户劳动力转移需要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促进农地流转。

特色或创新之处

（五）关于农地流转模式的研究

徐鲜梅[46]在基于山东省胶州(良乡一村)、吉林省松原(王府村、新凤村、则字村)、江苏省常熟(新丰村、梅南村)和太仓(东林村、电站村)等各地土地流转情况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具有代表性和特殊性的几种土地流转模式——“良乡模式”、“新凤模式”、“则字模式”、“梅南模式”、“东林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可供借鉴的经验要素与政策建议。张艳[47] 分别以浙江温州、山东宁阳、宁夏平罗为代表，得出结论转包、股份合作、土地银行三种典型模式各有利弊。余暄烨[48] 针对各种农村土地流转模式暴露出的诸如流转主体虚化、流转形式分散、中介服务不完善、农民土地流转后保障缺失等缺陷问题，提出了应采取明确流转主体、建立规范高效的流转机制、解决农民的保障问题等对策。姜松等[49] 探讨了转包、转让、互换、出租、土地入股等土地流转模式的经济效应及其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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