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否应该规定强制性标识转基因食品？外文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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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否应该规定强制性标识转基因食品？

Wallace Huffman, Matthew Rousu, Jason F. Shogren, Abebayehu Tegene

2002.10月

摘要：关于美国是否应该通过强制执行强制性标识政策来管理转基因食品的公开辩论仍在继续。本文通过建立一个模型来揭示如果消费者能够准确读取每个市场中的信号，那么自愿性转基因标识政策比受监管的强制性标识政策会产生更高的福利。随后，我们开展了一个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消费者表现得似乎他们可以准确识别转基因食品的信号。我们的模型和结果表明美国一直谨慎地要求抵制强制性转基因标识政策。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强制性标识、自愿性标识、实验拍卖、第n次价格拍卖、植物油、玉米片、红薯

利用生物技术生产转基因产品已被一些人视为产品创新的一次重大新革命。然而，关于美国是否应实施新的法规，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实施强制性标识政策的公众辩论仍在继续。绿色和平组织（1997年）、地球之友组织（2001年）和消费者联盟（1999年消费者报告）等组织赞成对转基因食品实施强制性标识管理。反对强制性转基因标识的包括生物技术信息委员会（2001年）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1年）。这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各方争论，但是只有适度的经济工作调查了新法规的优缺点，该法规要求美国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强制性标识。

本文研究了美国实施强制性转基因标识政策的潜在福利效应。本文首先证明了基于消费者准确理解每个市场上有关转基因食品信号的假设，强制性转基因食品标识政策将会导致相对于自愿标识政策的福利损失。然后，我们刻画了一个实验拍卖以检验消费者的确以相同的方式解读市场信号的关键假设。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继续实施自愿性标识政策并抵制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强制标识的新法规将更有效或有利于改善福利。

1. 转基因标识的背景和政策

Caswell（1998，2000年）已经表明潜在的转基因标识政策的清单很长，包括了转基因食品的强制性标识、自愿性标识以及禁止性标识。每个国家政策的选择可能由竞争性的政治利益集团决定（Olsen，1965年）。做出明知的关于转基因食品标识政策的决定应该基于谨慎的效益/成本分析。Caswell(1998，2000年)指出，对于一个只有一小部分人口关心转基因食品的国家来说，自愿标识计划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政策选择，而在大多数人想知道他们的食品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国家，强制性标识体系可能是最好的政策选择。Kirchhoff和Zago（2001年）的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于一个有很多关注成本节约的消费者的国家，自愿性转基因标识政策可能会更好，而强制性转基因标识政策可能会对厌恶转基因的消费者更有益。

对于大多数转基因食品，美国不要求进行强制性标识。2001年1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一份关于转基因产品标识的“工业指南”声明，该声明指出，唯一需要贴标识的转基因食品是与非转基因产品具有不同特征的转基因食品。任何其他转基因食品都不需要贴标识，但是美国公司可以自愿选择表明他们的食品是否是转基因食品。加拿大也实施类似的自愿性标识政策。

欧盟（EU）要求，所有食品都要贴上“转基因”标签如果食品中的任何一种原料至少含有1%的转基因成分。2001年初，欧洲议会投票赞成实行更严格的法规。新的法规要求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更严格的标识和监控，并允许通过食品链追踪转基因产品（CNN，2001年）。欧盟标准是成员国必须遵守的最低标准，尽管各国可能有更严格的标准。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对转基因食品都实施强制性标识政策，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有关标识政策的详细说明，请参阅Rousu和Huffman（2001年）或Phillips和McNeill（2000年）。

1. 强制性和自愿性标识政策的收益和成本

一些组织认为，强制性转基因标识将改善社会福利。许多环境和消费者宣传团体呼吁对转基因食品贴上强制性标识，他们认为这有利于消费者（Greenpeace，1997年；Friends of the Earth，2001年；Consumer Reports，1999年）。绿色和平组织和地球之友都提倡在转基因食品上贴标签，让消费者有机会选择是否食用转基因食品。

美国农业部（USDA），一个经济研究机构，已经分析了食品标识的潜在好处（Golan等人，2000年）。其中一个好处是方便消费者找到关于食品内容的信息。食品标识可以让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此外，一些公司可能希望避免使用带有负面含义的标签，这可能会促进公司改进其产品。

Caswell和Padberg（1992年）建议全面了解食品标识的好处。这些好处可以超过通常认为的标签的典型好处。食品标签的好处包括增加消费者信息、改进产品设计和提升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信心。此外，标签甚至为那些当前阅读食品标签的消费者可以提供一个选择权。这个选择权能存在是因为，如果食品被贴上标签，消费者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可以选择阅读标签，而且这个选择有一定的价值。

虽然可能会有好处，但实施转基因食品强制性标识政策将是昂贵的。生物技术公司反对对所有转基因食品强制贴标识，因为他们认为食品不应特别贴标签，除非它们与传统食品本质上不同（生物技术信息理事会，2001年）。美国农业部（USDA）经济研究服务中心（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表明，实施标识政策的相关成本（Golan等人，2000年）是巨大的。以确定一种特定的食品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身份保持会产生巨大的固定成本。当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分离时，产品将被误交付给买方的可能性增加。例如，在美国，未经批准用于人类消费的转基因玉米被称是Starlink玉米，于2000年底进入美国食品系统。另一个可能的成本是非转基因作物被其转基因对应物意外污染。农民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非转基因作物不会意外地受到转基因品种的污染。为了确保没有污染，农民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建立缓冲区，缓冲区位于转基因作物和非转基因作物之间以防止污染。农民还需要确保种植和收获设备不受转基因作物残留物的污染。当标识政策实施时，所有这些项目都意味着实际成本。这些额外的标识和存储成本将驱使在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和生产者收到的价格之间形成一个楔子，从而导致消费者价格更高，生产者价格更低。

此外，标识可能会改变产业结构（Golan等，2000年）。由于与标识相关的一些固定成本，小公司的单位标识成本可能高于大公司。这意味着规模报酬的增加以及刺激企业规模扩大或倒闭。减少公司数量的标识政策可能会减少竞争并可能提高消费者的价格。公司可能面临的另一个成本是重组成本，这可能会很大。

美国农业部建议，在食品标签上添加更多信息会稀释标签上给出的其他信息。当所考虑的标识政策将告知消费者（转基因食品）可能不会影响人类健康的属性（例如，基因修饰）时，这种顾虑似乎最为重要。此外，没有独立验证的标识不太可能有用。新的标识政策将需要政府或第三方核查的资源。

对转基因食品标识成本的估计相对较少。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受命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一项研究，以检查遵守新标识法的成本。他们估计标识法的成本可能意味着消费者价格从0.5%上升到15%，并且企业也可能获得较低的利润（Phillips和Foster，2000年）。尽管他们委托了这项研究，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委员会（2001年）却无视KPMG的研究，理由是存在两个缺陷。我们不知道该委员会在研究中是否存在合法问题，或者是否在回应政治压力。Smyth和Phillips（2002年）估计在1995-1996年期间加拿大的自愿身份保持生产和营销系统的成本从13%到15%。菲律宾食品制造商协会警告说，强制性转基因食品标识将使生产成本增加15%，增加的成本将转嫁给消费者（AgBiotech Reporter，2001年）。有一个问题似乎很明显：实施转基因食品标识政策的成本很高，即使具体的成本规模未知。

1. 实证模型

我们建立了一个单周期模型来检验替代标识政策的福利效应。根据Crespi和Marette（2001年）的食品认证模式和Kirchhoff和Zago（2001年）的转基因标识模型，我们的模型将强制性转基因标识政策的福利与自愿性转基因标识政策的福利进行了比较。假设一家公司生产两种产品中的一种，转基因食品或非转基因食品。在不失一般性的情况下，假设一家公司可以生产边际成本为零的转基因食品，而非转基因食品的边际成本为c（cgt;0）。公司还承担测试转基因成分的实验室费用。假设对产品进行测试以确定其产品转基因情况的公司的边际成本为t（tgt;0）。

假设公司知道他们的产品是否为转基因。假设存在足够数量的公司，当出现适当的信号时，许多公司将生产转基因食品，许多公司将生产非转基因食品。公司通过Bertrand竞争（通过设定价格）进行竞争，因此，为了检验不同标识政策的福利效应，人们只需要考虑消费者收益因为在Bertrand竞争之下公司获得零利润，因此他们对标识政策漠不关心。

所有食品（转基因或者非转基因）对消费者都有价值f gt;0。这可以被认为是消费者不会挨饿的价值。除此之外，假设非转基因食品的口味在消费者中均匀分布，用theta; [0,1]表示。对于以P_NGM价格购买非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他们的间接效用是theta; f-P_NGM.。对于以PGM价格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他们的间接效用是f-P_NGM。为了便于福利分析，将消费者的数量简化为一个。假设一个消费者对另一个消费者没有正外部性或负外部性。^[1]

考虑一个不允许标记产品的基线情况，因为非转基因食品比转基因食品贵，所以只提供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将以零价格出售，因为Bertrand竞争将价格降低到边际成本。禁止标识时没有非转基因食品的原因是消费者无法区分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非转基因食品不能收取额外费用，因为生产这些食品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消费者的总剩余量是f。这一结果产生是因为分离均衡失效，非转基因食品不能准确地发出信号，导致经典的“柠檬”问题（Akerlof，1970年）。如果检测成本过高，这一问题也可能发生在自愿性标识制度中。接下来，我们将考虑替代性标识政策的福利效应：一项强制性转基因标识政策要求对所有食品进行检测，而一项自愿性标识政策要求希望将其产品标记为非转基因产品的公司测试其产品。所有去都假设管理者承担每单位的认证成本，并将该成本转移给公司：根据该分析本文将讨论固定的认证成本。

3.1强制性标识政策——所有食品必须被检测

考虑一项强制性转基因标识政策，所有食品都必须经过检测以确定它们是否是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将被标记为“转基因食品”。非转基因食品将不会被标记（尽管将这些产品标记为非转基因食品不会改变分析）。转基因产品的固定边际成本（和价格）为t，而非转基因产品的边际成本（和价格）为 c t。^[2] 购买非转基因食品的个体消费者剩余j是

所有购买非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剩余是

在强制性标签政策下，消费者对非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食品的消费不感兴趣，此时，theta;_ML就是theta;值。购买转基因食品的个体消费者剩余j是

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总消费者剩余是

3.2 自愿性标识政策——只有非转基因食品需要被检测

考虑到自愿性标识政策只要求测试将被标记为非转基因的产品。非转基因产品被标记为非转基因产品。转基因产品没有被标记，消费者将把这视为这些食品是转基因的信号。再次，检测产品的边际成本是tgt;0。现在，转基因产品的价格为0，而非转基因产品的价格为c t。购买非转基因食品的个体消费者剩余在任何一项政策下都是相同的，如等式（1）所示。购买非转基因食品的总消费者剩余是

当消费者在强制性标签政策下对非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食品不感兴趣时，theta;_VL是theta;的值。在自愿性政策下，购买转基因食品的个体消费者剩余j是

因此，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总消费者剩余j是

考虑第三种可能的标识政策，即要求标识转基因产品，而不标识非转基因产品。然而，对于这项政策，企业只需测试那些他们想避免被贴上“转基因”标签的产品，而不进行测试的企业将被迫对其食品贴上“转基因”标签。其次，测试产品的边际成本是tgt;0。在这种情况下，转基因产品的价格为0，而非转基因产品的价格为t a。强制性标识政策与自愿性标识政策的福利相同。

这一模型表明在自愿性标识政策下消费者福利更高。如果只考虑市场中的消费者和公司（而不是第三方集团），那么针对转基因食品的帕累托自愿性标识政策将主导强制性标识政策。这是因为自愿性和强制性的标识政策发出了相同的信号，但在强制性政策下会产生额外的测试和隔离成本。该模型仅假设食品检测意味着更高的边际成本；当还考虑到强制性标识政策的其他成本时，例如市场集中度可能增加、标识错误以及食品标签上其他信息的稀释（Golan等人，2000年），自愿性标识政策产生的福利高于强制性政策的预测得到加强。

在企业通过数量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古诺模型），如果生产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的企业的数量在从自愿性政策转向强制性政策时保持不变，则获得相同的结果。从自愿性标识政策改为强制性标识政策对食用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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