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推动了舆论？外文翻译资料

是什么推动了舆论？

原文作者： 单位：

BENJAMIN I. PAGE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and NORC

ROBERT Y. SHAPIRO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NORC

GLENN R. DEMPSEY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NORC

摘要：民主理论必须关注影响公众舆论的因素。本研究表明，网络电视新闻的内容在美国公民政策偏好的总变化(从一个调查到另一个调查的结果可知)中占很大比例。不同的新闻来源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新闻评论员(可能反映了精英或国家共识或媒体的偏见)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正面影响，专家也是如此。受欢迎的总统往往会产生积极的效果，而不受欢迎的总统则不会。相反，特殊利益集团往往会产生负面影响。

关键词：公众舆论；网络；新闻；民主；政策

舆论被一些人认为是民主的伟大引擎，决定着政府的行为。最近的证据表明，公众舆论实际上对美国的政策制定具有实质性的直接影响。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推动了公众舆论？什么影响公民的政策偏好？

答案大不相同。在不知道公众自身是如何以及由谁影响公众之前，庆祝民主的胜利还为时过早。公众是否对客观事件直接做出反应，从而使舆论有效地自主？专家或开明的政治领袖，是否用有用的信息教育公众？还是煽动家或自私自利的精英用虚假或误导性的宣传操纵舆论？哪些影响最重要：事件、专家、政客、利益集团？大众媒体是否准确或不准确地报道了相关信息？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通过调查媒体报道的某些行为者的言论和行为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来回答这些问题。

理性公民与大众传媒

我们认为公民对其他公共政策的偏好是有用的。也就是说，政策是根据个人及其家人、朋友、受惠群体以及整个国家或世界的预期成本和收益来判断的。但由于政策的效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定政策选择的预期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然状态的信念，即对当前和未来事实以及因果关系的信念。

因此，修改相关信念的新信息可以改变政策对公民的预期效用。如果满足以下五个条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信息是（1）实际收到的（2）理解的（3）与评估政策明确相关的（4）与过去的信念不一致的（5）可信的。

当这些条件得到充分满足时，新的信息就会改变个体在政策间的偏好和选择。更进一步说，如果以同样的方式满足许多个人的条件，那么在民意调查中出现的集体民意可能会发生改变。例如，如果许多公民的政策偏好严重依赖于相同的信念，例如，“我们必须在国防上花更多的钱，因为俄罗斯人正在超越我们”。如果高度可信、广为人知的新信息挑战了这一信念，例如，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美国军费开支急剧上升，而苏联的军费开支自1976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那么增加军费开支的热情可能会下降。

由于大多数人几乎没有理由投入时间或精力来了解替代政策的来龙去脉，我们通常不会期望新信息会在公众舆论中产生巨大或快速的变化。事实上，证据表明，公众对政策的总体看法通常相当稳定。

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无论人们对政治了解如何，大多数人都必须依赖最廉价和最容易获得的信息来源：报纸、广播和电视，尤其是网络电视新闻。当媒体中的新闻接触到大量受众，并满足我们对许多个人的五个条件时，我们预计公众舆论会发生变化。

电视新闻往往符合曝光条件。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拥有电视机，而且大多数家庭会时不时收听网络新闻广播。观众可能会走来走去，他们可能会吃东西、说话或被孩子们分心，但每天都有数百万美国公民至少能瞥见电视新闻中的主要新闻。而其他人在报纸头条上看到同样的故事，或者从家人和朋友那里得到新闻的要点。在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积累了许多零碎的信息。

理解性和关联性的条件也常常得到满足。媒体努力工作以确保其受众能够理解。他们缩短、锐化和精简故事，展示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图片，以便一个相当警觉的小学生能够抓住要点。故事往往直接影响到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的核心信念。

信誉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理性的公民有时必须把对信息的分析或评估委托给志同道合、值得信赖的代理人。媒体对各种行动者的政策相关声明和行动进行报道，从受欢迎的总统和受尊敬的评论员，到失信的政客或自私自利的利益集团。这些不同来源的新闻可能有相当大范围的知名度和公信力，因此对公众有相当大的影响。对意见影响的分析应考虑到这种变化。

新闻在其与过去的信仰不一致或不一致的程度上也可能有很大差异。如果它与数月或数年来传播的内容非常相似，如果它只是强化了流行的信仰和观点，我们就不会期望它产生变化。另一方面，如果可信的新信息使许多人持有的关键信念和观点受到质疑，我们预计公众舆论会发生变化。因而必须考虑到与过去新闻和过去观点的差异程度。

当然，我们也意识到一个奇怪的概念，尽管议程设置对重要问题的认知产生影响，但大众媒体的内容只会产生极小的影响。

我们认为，就政策偏好而言，最小效应的想法也不正确。由于研究人员未能在自然环境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考察集体意见，也未能区分不同的新闻来源，因此它可能没有受到反驳。可以理解的是，一次性准实验研究（如总统辩论）未能产生大规模、快速的效果。横断面研究寻求媒体关注者和几乎不存在的媒体“非关注者”之间的对比：几乎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媒体所播放的内容。所以一个更合适的研究设计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新闻评论

我们对具体案例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实例，其中新闻评论员和记者的言论明显与观点变化平行。例如霍华德K.史密斯对尼克松政策的赞扬和对1969年单方面从越南撤军的批评；1969-70年间，各种新闻工作者支持继续缓慢撤出越南；评论支持保护和增加产量，而不是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以便在1974-75年间获得廉价石油；1974-75年和1977-78年间，史密斯和其他人支持更多关注阿拉伯人；1973年，埃里克·塞韦雷德、大卫·布林克利和史密斯倡导竞选捐款限额；1972-73年间，布林克利和史密斯支持更严格的工资和价格控制；1976年，约翰·格雷森发表社论，论述了对抗失业与通货膨胀的重要性；1976年史密斯对联邦工作项目的支持；1981年春天有评论说里根提出的减税计划将使富人受益。

我们对非常大的评论效果的回归估计，控制所有其他新闻来源，表明一些实质性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公众舆论对寻求观众的记者和媒体的相互影响。然而，这种影响的确切性质更难判断。我们不会声称像霍华德K.史密斯对他们的尊重本身就是观点变化的最大来源。我们不相信沃尔特·克朗凯特在1968年以其著名的反省广播一手结束了越南战争。

相反，我们所研究的评论可能反映了许多记者或其他精英的立场，他们通过电视新闻以外的其他渠道进行沟通，甚至反映了该国广泛的精英共识。或者，评论员的立场可能是网络偏见的指标，包括记者和编辑对新闻来源的选择以及故事的拍摄和报道方式的微妙影响。或者，评论员和他们同意的其他来源可能被公众视为反映了一种意见氛围或正在形成的关于某一问题的全国共识，这可能在形成自己的意见时对公民产生重大影响。根据我们目前的数据，我们无法区分这些可能性。但新闻评论员要么构成或代表对公众舆论的重大影响。

专家

我们归类为“专家”的人对公众舆论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的可信度可能很高，因为他们实际或描述的经验、专业知识和无党派地位。公众对专家的陈述和立场给予高度重视并非不合理，特别是当复杂的技术问题影响到政策选择的优点时。

不能排除存在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即公众舆论对专家的影响，特别是在寻求受众的媒体根据其政策观点的受欢迎程度决定谁是专家的情况下，但这在短期内可能是有限的，因为专家们不会立即面临选举压力，也就是说，公众态度可能最终影响被认为是专家的人以及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但一旦确立，专家们就不太可能像总统或其他当选官员那样迅速地随波逐流。

媒体报道的专家意见影响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参议院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投票。1979年2月至3月，公众对该条约的支持率下降了5.5%，6月至11月下降了19%。在这两个时期，许多退役将军和武器专家公开或作证反对该条约，理由是核查困难以及据称有利于苏联的力量平衡不平等。

专家们似乎也在为1981年向沙特阿拉伯出售预警机提供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81年5月至6月期间，人们对里根的减税政策越来越怀疑；为1974年对大型汽车征税的热情降温；以及鼓励支持公共资助政治运动和禁止手枪。

我们无法从目前的数据判断专家证词的准确性和不准确程度。例如，有理由相信，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俄罗斯恐慌被大大夸大了。关于利益集团在资助和宣传有利的专家研究方面的重要性，或者媒体在选择哪位专家作为特写时可能存在偏见，例如，可能倾向于当今的政治潮流，我们也不能说太多。这些问题对于对公众在民主中的作用进行任何结论性评估都非常重要，我们计划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

总统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公众舆论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向受欢迎的总统支持的方向转变。然而，我们的单方程回归分析本身不能排除反向或相互影响的可能性。总统有时会根据公众偏好或对未来舆论变化的预期而采取立场或制定政策，而不是领导公众。受欢迎的总统可能比不受欢迎的总统更倾向于尝试这一点并取得成功，因此，他们的受欢迎程度可能首先会提高，这可能是通过采取受欢迎的立场来提高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具体案件的审查是有帮助的。它并没有排除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相反，我们相信总统和公众舆论之间的关系是互惠的，相互影响。但许多案例支持这样一种推论，即媒体报道的受欢迎总统的行为和言论确实会影响公众舆论。其中包括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1970年和1971年期间一直反对加速美军从越南撤军；里根1981年关于向沙特阿拉伯出售预警飞机的论点；卡特在1977-78年间增加了对阿拉伯国家的关注；1980年初，卡特在伊朗人质危机中（在支持率暂时达到顶峰期间）采取强硬行动；里根1982年对苏联的好战姿态；福特1974-75年的国防开支；福特1976年和卡特1980年提出的削减国内支出的建议；或许还有尼克松1972-73年对工资和价格控制的支持。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的回归结果所显示的那样，不受欢迎的总统在舆论领导方面没有多大成功。在许多情况下，不受欢迎的总统认真努力倡导政策，但未能说服公众。1976年，福特试图增加军费开支，同年又抵制就业计划、医疗和教育开支，情况就是如此。1979年初，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支持率为43%，支持率不断下降，但未能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赢得支持。卡特在1979年和1980年的汽油配给、军事草案或平等权利修正案上也未能取得重大进展。就连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1982年年中接近人气最低点（44%）时，也未能促使舆论更多地批准宪法的学校祈祷修正案。因为在我们之前对报纸数据的分析中，受欢迎总统和不受欢迎总统之间的这种区别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倾向于相信这是真实的，即使受欢迎总统效应并没有达到统计意义。

利益集团

我们的回归分析表明，代表各种特殊利益的团体和个人加在一起，往往对公众舆论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对这些案例的研究支持这一点，但也表明某些类型的群体可能有积极影响，而其他群体则有消极影响。

我们发现许多案例中，公众舆论明确地偏离了代表特殊利益的团体和个人所倡导的立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团体可能在公众舆论已经开始反对他们的立场，产生虚假的负面关系后，才发表了姗姗来迟的言论。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实际上似乎激怒了公众，造成了真正的负面影响。

这些案例包括1969年至1970年的越南战争抗议者、1980年反对征兵登记的抗议者，或许还有1982年的核冻结运动。美国公民长期以来反对示威者和抗议者，即使是和平的示威者，而且显然倾向于不接受他们作为可信或合法的意见来源。

一般而言，公众显然倾向于不受利益被认为自私或狭隘的群体立场的影响，而对被认为关注广义公共利益的群体和个人的反应更为有利。在我们的数据中，后者最好的例子是环境团体和公共利益团体，如公共事业。

例如，从1973年到1974年，由于电视新闻报道了自然资源保护者对追求利润和可能不太可信的石油公司的立场提出质疑，联邦土地租赁给石油公司的支持有所下降。在同一时期，尽管加油站所有者和石油公司反对，但对冻结汽油、供暖和电力价格的支持有所增加。

不仅是商业公司，还有一些代表黑人、妇女、穷人、犹太人和有组织劳工的群众会员团体，似乎都“名誉扫地”，并对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包括社会福利政策和一些中东问题）的意见产生了无效或负面影响。

结论

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确定了影响短期和中期意见变化的主要因素。我们的分析并没有提供反映重大社会、技术和人口变化，如教育水平的提高、群体更替、种族迁移或家庭或工作场所的变化等的公众舆论的某些缓慢、长期变化的完整统计。公众对公民自由、公民权利、堕胎和其他问题的态度的几十年的转变肯定取决于这些社会变化。如果新闻报道在这些重大的观点转变中发挥作用，那么它们可能主要是作为更基本力量的传播者。

此外，重要的是要区分不同的新闻来源，而不是将所有媒体内容聚合在一起。来自不同来源的新闻的影响差别很大。

据我们调查的消息来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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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OVES PUBLIC OPINION?

BENJAMIN I. PAGE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and NORC

ROBERT Y. SHAPIRO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NORC

GLENN R. DEMPSEY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NORC

Abstract

Democratic theory must pay attention to what influences public opinion. In this study the content of network television news is shown to account for a high proportion of aggregate changes (from one survey to another) in U.S. citizens policy preferences. Different news sourc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News commentators (perhaps reflecting elite or national consensus or media biases) have a very strong positive impact, as do experts. Popular presidents tend to have positive effects, while unpopular presidents do not. In contrast,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tend t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Public opinion is supposed by some to be the great engine of democracy, determining what governments do. Recent evidence has indicated that public opinion does in fact have substantial proximate effects upon policyma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Erikson 1976; Monroe 1979; Page and Shapiro 1983a; Shapiro 1982; Weissberg 1976). The next question, however, is, What moves public opinion? What affects citizens policy preferences?

The answer makes a great deal of difference. It would be premature to celebrate 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before knowing how and by whom the public is itself influenced. Does the public react directly to objective events, so that opinion is effectively autonomous? Do experts or enlightened political leaders educate the public with helpful new information? Or do demagogues or self-serving elites manipulate opinion with false or misleading propaganda? Which influences are most important: events, experts, politicians, interest groups? Do the mass media report relevant information accurately or inaccurately?

In this paper we make a start at answering such questions by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upon public opinion of the statements and actions of certain actors as reported in the media.

Rational Citizens and the Mass Media

We consider citizens preferences among alternative public policies to be primarily instrumental. That is, policies are judged in terms of expected costs and benefits for the individual and for his or her family, friends, favored groups, and the nation or world as a whole. But because there is great uncertainty about the effects of policies, the expected utility of a particular policy alternative depends critically upon beliefs about the state of nature, that is, beliefs about present and future facts and causal relationships (see McCubbins and Page 1984).

Thus new information that modifies relevant beliefs can change the expected utility of policies for citizens. This should occur if five conditions are met: if the information is (1) actually received, (2) understood, (3) clearly relevant to evaluating policies, (4) discrepant with past beliefs, and (5) credible. (For related views of attitude change, see Jaccard 1981; Zaller 1985.)

When these conditions are met to a sufficient extent, new information should alter an individuals preferences and choices among policies. Further, if the conditions are met in the same way for many individuals, there may be a change in collective public opinion that shows up in opinion polls. For example, if many citizens policy preferences depend critically on the same belief (e.g., 'We must spend more on national defense because the Russians are overtaking us') and if highly credible, well publicized new information challenges that belief (e.g., U.S. military spending is reported to rise sharply and a CIA study concludes that Soviet spending has changed little since 1976), then enthusiasm for increased military spending may drop.

Since most people have little reason to invest time or effort learning the ins and outs of alternative policies (Downs 1957), we would not expect new information ordinarily to produce large or quick changes in public opinion. Indeed th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aggregate public opinion about policy is usually quite stable (Page and Shapiro 1982).

By the same token, however, for whatever they do learn about politics, most people must rely heavily upon the cheapest and most accessible sources: newspapers, radio, and television, especially network TV news. When news in the media reaches large audiences and meets our five conditions for many individuals, we would expect public opinion to change.

Television news often meets the exposure condition. Most U.S. families own television sets, and most tune in to network news broadcasts from time to time. Viewers may wander in and out; they may eat or talk or be distracted by children; but every day millions of U.S. citizens catch at least a glimpse of the major stories on TV news. Others see the same stories in newspaper headlines or get the gist of the news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Over a period of weeks and months many bits and pieces of information accumulate.

The conditions of comprehension and relevance, too, are often met. The media work hard to ensure that their audiences can understand. They shorten, sharpen, and simplify stories, and present pictures with strong visual impact so that a reasonably alert grade-schooler can get the point. Often stories bear directly upon beliefs central to the evalu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Credibility is a more complicated matter. Rational citizens must sometimes delegate the analysis or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to like-minded, trusted agents (Downs 1957, 203-34). The media report the policy-relevant statements and actions of a wide variety of actors, from popular presidents and respected commentators, to discredited politicians or self-ser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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