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我国上市公司利润操纵水平的影响开题报告

本课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应用前景等（列出主要参考文献）

一、本课题意义

利用资产减值调节利润一直是上市公司粉饰报表的重要手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在 2006 年出台的新准则中对资产减值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新准则中规定：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估计，应当按照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其次是限制了资产减值的转回。按照原准则，前期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如果在以后会计期间恢复的，企业可以在不超过已确认减值损失金额的范围内予以转回计入当前损益。新准则规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等不可转回。通过上述调整可以看出，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调节利润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但新准则是否有效遏制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利润操纵的行为仍有待观察和研究。

二、国内外研究概括

1、上市公司操纵资产减值的原因

李扬和田益祥在2008年提出，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其初衷是体现会计的稳健性原则，挤去资产中的水分，真实地反应资产的价值，增强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然而，由于资产价值的评估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且相关会计准则只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这就赋予了为经济自利的管理者通过操纵资产减值以获取个人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巨大的制度空间（Watts，Zimmerman，1986）。

赵春光(2006)研究了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减值前亏损的公司存在以转回和计提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一方面是为了避亏，另一方面是为了进行大清洗；同时有较弱证据说明减值前盈利的公司也存在以转回和计提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一方面是为了利润平滑化，另一方面是为了达到盈余增长。

Franeis、Hanna和Vincent(1996)指出，企业计提资产减值的动机包括两个：操纵利润和据实减值；不同的资产，如存货和固定资产的减值，几乎没发现存在着操纵利润的动机，但对于商誉的减值主要是基于操纵利润的动机计提的。

2、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操纵利润的方式

程仲鸣、王海兵(2008)在《准则变化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转回的影响》一文中以2006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其资产减值的计提与转回数据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发现企业存在将计提的减值准备突击转回的迹象，并找到一些新的盈余管理证据。

刘欣在2009年提出，新准则实施后，利用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利用计提手法调节利润将越来越难，但是并不能误认为资产减值准则禁止了减值准备转回，企业就完全丧失了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利操控的手段。事实上，减值准备禁止转回只是关掉了一个方式，企业在应用新准则后仍然可以继续沿用减值准备来操控利润。如企业可以在未处置资产之前先计提减值准备，下一年处置就形成了利润；如果是企业不想真正处置的资产，也可以找个隐蔽的关联方，新准则对关联方的识别并无新招，先处置掉形成利润，下年再以某种方式购回。

程仲鸣、王海兵(2008)分析研究了资产减值准备的数据，他们选择我国2006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得出：因为新会计准则从2007年开始在上市公司中全面执行，新准则提出了长期减值准备不可以转回的规定。所以，上市公司在2006年底出现了大范围转回减值准备的状况；同时，上市公司开始慢慢调整盈余管理的方法，慢慢转向通过计提和转回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方式，为以后期间操控盈余留下空间。

李增泉(2001)通过对1999年719 家A股上市公司和144 家B股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进行回归分析和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的检验，得出结论：当允许企业自由选择是否计提减值准备时，企业怕影响业绩一般不计提减值准备。当强制企业计提减值准备时，不同情况的公司会选择不同的计提方法。其中扭亏和配股公司通常会在当期转回减值准备以达到增加利润扭转亏损的目的，而具有亏损动机的企业往往会选择在当期大量计提减值准备在未来期间转回。

袁琳、赵建军在《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估计应用研究来自沪市2002年的证据》(2004年)一文中将会计估计变量限定于公司计提的八项减值准备，从其计提数额、变更情况对利润、总资产的影响，以及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提取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总体上来说大部分上市公司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并不大，资产质量较佳，在本年度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资产贬值；但有相当一部分公司利用会计估计调节利润的意图比较明显；ST类公司资产质量较差，在本期进行了大洗澡。②上市公司对坏账准备、存货减值准备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运用较为普遍，发生变动的公司数较多；各项减值准备提取率随着对应资产流动性的降低而降低；一方面表现出减值准备的流动性偏好，流动性较强的资产的减值准备容易被用来作为调节利润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流动性较强的资产质量较差，有较大的缩水倾向，而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却具有较强的资产专用性，其保值能力较强。

李文美、施亭宇(2008)通过分析2005年和2006年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数据发现，坏账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所占比重较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等在内的不允许转回的资产减值所占比重较低，公司仍可利用其操纵利润；其次，在资产变现时，之前确认的资产减值必须转回，抵消当期成本，增加利润，从而在资产处置时同样可以产生巨额利润。

黄婷晖(2002)对STPT或停牌的上市公司在被STPT或停牌前一年或脱离T行列、摘牌前一年执行资产减值准备政策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这些特殊公司在相关年度利用减值准备政策给予的自主权进行盈余管理，计提了比正常公司高比例的超常减值准备，使公司可以在下一年度转回大量的减值准备，从而提高利润，避免或推迟被STPT或停牌或是尽早脱离T行列、摘牌。

朱炜(2003)对 2001 年 160 家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情况作了分析，从计提范围和程度两方面考察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执行情况，通过分析比较得出结论：企业能够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但由于政策存在一定可操作性造成企业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判断和计提金额的估计上存在标准不统一的情况。当企业盈利能力较好时，其计提的减值准备占总资产的比例较低，说明企业能够诚实地执行减值政策；当企业盈利能力变差时，企业在亏损当年计提的减值准备占总资产的比例就会明显增加，这说明亏损企业有多提减值准备大洗澡的情况。

罗进辉、万迪昉、李超（2010）采用2004～2008年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得出，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和实施后，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净计提行为虽然没有发生预期的强烈政策反应，但是短期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行为却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有证据表明，在规避和迎合新会计准则要求的前提下，上市公司很明显对资产减值的组成进行了调整，因此它们很可能会倾向于采用短期资产项目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来合规的操控盈余，调节利润。与此同时，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的确有通过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操纵管理盈余的行为。

3、盈利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操纵利润的行为表现

对盈利公司而言，马天壤（2013）通过对盈利公司样本的分析发现，此类公司存在着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利润平滑的迹象；我国证券市场中存在一种基于业绩稳定增长的利润平滑动机。闫多（2008）认为上市公司一般倾向于陈报逐年增长的经营业绩，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不断提高长期盈利能力的信息，从而达到降低融资资本的目的。公司稳定的增长向投资者传递一种信号，也就是公司正常发展的信息，这也有利于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因而，当上市公司在某年有超乎寻常的增长时，Kirschenheiter 和 Ndmelumad(2002)进行探索得出：假如出现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好消息，高层管理人员为了平滑利润的目的，往往会选择资产减值准备的方法将利润平滑将本年的一部分会计盈余递延到以后各期，以保证该公司业绩增长的优良态势。所以，盈利公司在执行资产减值会计政策时，一般会提取较高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以降低本期的会计盈余。

4、亏损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操纵利润的行为表现

对亏损公司而言，Kirschenheiter 和 Ndmelumad(2002)认为高层管理人员为了达到改善公司未来期间盈余水平的目的，同样会选择资产减值准备的方式来大洗澡。马天壤(2013)通过对扭亏上市公司的分析，发现这类公司存在利用亏损年度大量计提可转回的减值准备再下一年度集中转回的手段，已达到账面扭亏为盈的假象逃避被特别处理，综合对比新准则实施前后的资产减值计提情况，这种利用资产减值操纵利润的状况有所缓解但未根除。戴明德等（2005）研究发现在控制经济因素的影响下，亏损公司八大资产减值准备的总计提利弊显著高于其他上市公司。当前我国一些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避免陷入困境或实现微利，通过不提取或提取较低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或将过去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通过会计鼓励变更予以转回，有的甚至通过虚假处置资产以转销资产减值准备等达到提高当期会计利润、扭亏为盈的目的。为了避免连续亏损而被摘牌或为保牌避免被摘帽，在亏损年度，公司管理层利用会计政策、准则与会计估计的模糊性提取大量的资产减值准备，将一般亏损转变为巨额亏损，并在扭亏年度将以前年度预先计提的巨额减值准备进行回冲来虚造客观的报表利润。

由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l)上市公司对八项减值准备中的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执行较为普遍，发生计提的公司数较多，计提金额也较大，对利润的影响也比较大；而执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与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的公司较少。

(2)由于我国的会计准则和制度对减值准备的计提规定比较模糊，因此存在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现象，2006年新准则的出台，规定长期资产减值一经确认不得转回，即企业在利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等长期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被限制后，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利用短期资产减值准备来进行盈余管理。这表明，新的资产减值准则关掉了固定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转回的操控大门，但企业仍然有其他的选择进行盈余操控。新准则并不能完全杜绝上市公司的盈余操控。

(3)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应用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资产减值计提存在的随意性、转回存在的人为操纵性、利用资产减值进行利润操纵等。

找个隐蔽的关联方，新准则对关联方的识别并无新招，先处置掉形成利润，下年再以某种方式购回。

程仲鸣、王海兵(2008)分析研究了资产减值准备的数据，他们选择我国2006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得出：因为新会计准则从2007年开始在上市公司中全面执行，新准则提出了长期减值准备不可以转回的规定。所以，上市公司在2006年底出现了大范围转回减值准备的状况；同时，上市公司开始慢慢调整盈余管理的方法，慢慢转向通过计提和转回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方式，为以后期间操控盈余留下空间。

李增泉(2001)通过对1999年719 家A股上市公司和144 家B股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进行回归分析和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的检验，得出结论：当允许企业自由选择是否计提减值准备时，企业怕影响业绩一般不计提减值准备。当强制企业计提减值准备时，不同情况的公司会选择不同的计提方法。其中扭亏和配股公司通常会在当期转回减值准备以达到增加利润扭转亏损的目的，而具有亏损动机的企业往往会选择在当期大量计提减值准备在未来期间转回。

袁琳、赵建军在《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估计应用研究来自沪市2002年的证据》(2004年)一文中将会计估计变量限定于公司计提的八项减值准备，从其计提数额、变更情况对利润、总资产的影响，以及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提取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总体上来说大部分上市公司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并不大，资产质量较佳，在本年度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资产贬值；但有相当一部分公司利用会计估计调节利润的意图比较明显；ST类公司资产质量较差，在本期进行了大洗澡。②上市公司对坏账准备、存货减值准备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运用较为普遍，发生变动的公司数较多；各项减值准备提取率随着对应资产流动性的降低而降低；一方面表现出减值准备的流动性偏好，流动性较强的资产的减值准备容易被用来作为调节利润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流动性较强的资产质量较差，有较大的缩水倾向，而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却具有较强的资产专用性，其保值能力较强。

李文美、施亭宇(2008)通过分析2005年和2006年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数据发现，坏账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所占比重较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等在内的不允许转回的资产减值所占比重较低，公司仍可利用其操纵利润；其次，在资产变现时，之前确认的资产减值必须转回，抵消当期成本，增加利润，从而在资产处置时同样可以产生巨额利润。

黄婷晖(2002)对STPT或停牌的上市公司在被STPT或停牌前一年或脱离T行列、摘牌前一年执行资产减值准备政策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这些特殊公司在相关年度利用减值准备政策给予的自主权进行盈余管理，计提了比正常公司高比例的超常减值准备，使公司可以在下一年度转回大量的减值准备，从而提高利润，避免或推迟被STPT或停牌或是尽早脱离T行列、摘牌。

朱炜(2003)对 2001 年 160 家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情况作了分析，从计提范围和程度两方面考察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执行情况，通过分析比较得出结论：企业能够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但由于政策存在一定可操作性造成企业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判断和计提金额的估计上存在标准不统一的情况。当企业盈利能力较好时，其计提的减值准备占总资产的比例较低，说明企业能够诚实地执行减值政策；当企业盈利能力变差时，企业在亏损当年计提的减值准备占总资产的比例就会明显增加，这说明亏损企业有多提减值准备大洗澡的情况。

罗进辉、万迪昉、李超（2010）采用2004～2008年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得出，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和实施后，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净计提行为虽然没有发生预期的强烈政策反应，但是短期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行为却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有证据表明，在规避和迎合新会计准则要求的前提下，上市公司很明显对资产减值的组成进行了调整，因此它们很可能会倾向于采用短期资产项目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来合规的操控盈余，调节利润。与此同时，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的确有通过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操纵管理盈余的行为。

3、盈利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操纵利润的行为表现

对盈利公司而言，马天壤（2013）通过对盈利公司样本的分析发现，此类公司存在着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利润平滑的迹象；我国证券市场中存在一种基于业绩稳定增长的利润平滑动机。闫多（2008）认为上市公司一般倾向于陈报逐年增长的经营业绩，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不断提高长期盈利能力的信息，从而达到降低融资资本的目的。公司稳定的增长向投资者传递一种信号，也就是公司正常发展的信息，这也有利于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因而，当上市公司在某年有超乎寻常的增长时，Kirschenheiter 和 Ndmelumad(2002)进行探索得出：假如出现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好消息，高层管理人员为了平滑利润的目的，往往会选择资产减值准备的方法将利润平滑将本年的一部分会计盈余递延到以后各期，以保证该公司业绩增长的优良态势。所以，盈利公司在执行资产减值会计政策时，一般会提取较高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以降低本期的会计盈余。

4、亏损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操纵利润的行为表现

对亏损公司而言，Kirschenheiter 和 Ndmelumad(2002)认为高层管理人员为了达到改善公司未来期间盈余水平的目的，同样会选择资产减值准备的方式来大洗澡。马天壤(2013)通过对扭亏上市公司的分析，发现这类公司存在利用亏损年度大量计提可转回的减值准备再下一年度集中转回的手段，已达到账面扭亏为盈的假象逃避被特别处理，综合对比新准则实施前后的资产减值计提情况，这种利用资产减值操纵利润的状况有所缓解但未根除。戴明德等（2005）研究发现在控制经济因素的影响下，亏损公司八大资产减值准备的总计提利弊显著高于其他上市公司。当前我国一些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避免陷入困境或实现微利，通过不提取或提取较低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或将过去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通过会计鼓励变更予以转回，有的甚至通过虚假处置资产以转销资产减值准备等达到提高当期会计利润、扭亏为盈的目的。为了避免连续亏损而被摘牌或为保牌避免被摘帽，在亏损年度，公司管理层利用会计政策、准则与会计估计的模糊性提取大量的资产减值准备，将一般亏损转变为巨额亏损，并在扭亏年度将以前年度预先计提的巨额减值准备进行回冲来虚造客观的报表利润。

由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l)上市公司对八项减值准备中的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执行较为普遍，发生计提的公司数较多，计提金额也较大，对利润的影响也比较大；而执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与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的公司较少。

(2)由于我国的会计准则和制度对减值准备的计提规定比较模糊，因此存在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现象，2006年新准则的出台，规定长期资产减值一经确认不得转回，即企业在利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等长期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被限制后，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利用短期资产减值准备来进行盈余管理。这表明，新的资产减值准则关掉了固定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转回的操控大门，但企业仍然有其他的选择进行盈余操控。新准则并不能完全杜绝上市公司的盈余操控。

(3)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应用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资产减值计提存在的随意性、转回存在的人为操纵性、利用资产减值进行利润操纵等。

现这些特殊公司在相关年度利用减值准备政策给予的自主权进行盈余管理，计提了比正常公司高比例的超常减值准备，使公司可以在下一年度转回大量的减值准备，从而提高利润，避免或推迟被STPT或停牌或是尽早脱离T行列、摘牌。

朱炜(2003)对 2001 年 160 家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情况作了分析，从计提范围和程度两方面考察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执行情况，通过分析比较得出结论：企业能够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但由于政策存在一定可操作性造成企业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判断和计提金额的估计上存在标准不统一的情况。当企业盈利能力较好时，其计提的减值准备占总资产的比例较低，说明企业能够诚实地执行减值政策；当企业盈利能力变差时，企业在亏损当年计提的减值准备占总资产的比例就会明显增加，这说明亏损企业有多提减值准备大洗澡的情况。

罗进辉、万迪昉、李超（2010）采用2004～2008年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得出，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和实施后，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净计提行为虽然没有发生预期的强烈政策反应，但是短期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行为却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有证据表明，在规避和迎合新会计准则要求的前提下，上市公司很明显对资产减值的组成进行了调整，因此它们很可能会倾向于采用短期资产项目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来合规的操控盈余，调节利润。与此同时，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的确有通过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操纵管理盈余的行为。

3、盈利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操纵利润的行为表现

对盈利公司而言，马天壤（2013）通过对盈利公司样本的分析发现，此类公司存在着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利润平滑的迹象；我国证券市场中存在一种基于业绩稳定增长的利润平滑动机。闫多（2008）认为上市公司一般倾向于陈报逐年增长的经营业绩，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不断提高长期盈利能力的信息，从而达到降低融资资本的目的。公司稳定的增长向投资者传递一种信号，也就是公司正常发展的信息，这也有利于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因而，当上市公司在某年有超乎寻常的增长时，Kirschenheiter 和 Ndmelumad(2002)进行探索得出：假如出现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好消息，高层管理人员为了平滑利润的目的，往往会选择资产减值准备的方法将利润平滑将本年的一部分会计盈余递延到以后各期，以保证该公司业绩增长的优良态势。所以，盈利公司在执行资产减值会计政策时，一般会提取较高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以降低本期的会计盈余。

4、亏损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操纵利润的行为表现

对亏损公司而言，Kirschenheiter 和 Ndmelumad(2002)认为高层管理人员为了达到改善公司未来期间盈余水平的目的，同样会选择资产减值准备的方式来大洗澡。马天壤(2013)通过对扭亏上市公司的分析，发现这类公司存在利用亏损年度大量计提可转回的减值准备再下一年度集中转回的手段，已达到账面扭亏为盈的假象逃避被特别处理，综合对比新准则实施前后的资产减值计提情况，这种利用资产减值操纵利润的状况有所缓解但未根除。戴明德等（2005）研究发现在控制经济因素的影响下，亏损公司八大资产减值准备的总计提利弊显著高于其他上市公司。当前我国一些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避免陷入困境或实现微利，通过不提取或提取较低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或将过去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通过会计鼓励变更予以转回，有的甚至通过虚假处置资产以转销资产减值准备等达到提高当期会计利润、扭亏为盈的目的。为了避免连续亏损而被摘牌或为保牌避免被摘帽，在亏损年度，公司管理层利用会计政策、准则与会计估计的模糊性提取大量的资产减值准备，将一般亏损转变为巨额亏损，并在扭亏年度将以前年度预先计提的巨额减值准备进行回冲来虚造客观的报表利润。

由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l)上市公司对八项减值准备中的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执行较为普遍，发生计提的公司数较多，计提金额也较大，对利润的影响也比较大；而执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与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的公司较少。

(2)由于我国的会计准则和制度对减值准备的计提规定比较模糊，因此存在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现象，2006年新准则的出台，规定长期资产减值一经确认不得转回，即企业在利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等长期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被限制后，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利用短期资产减值准备来进行盈余管理。这表明，新的资产减值准则关掉了固定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转回的操控大门，但企业仍然有其他的选择进行盈余操控。新准则并不能完全杜绝上市公司的盈余操控。

(3)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应用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资产减值计提存在的随意性、转回存在的人为操纵性、利用资产减值进行利润操纵等。

了达到改善公司未来期间盈余水平的目的，同样会选择资产减值准备的方式来大洗澡。马天壤(2013)通过对扭亏上市公司的分析，发现这类公司存在利用亏损年度大量计提可转回的减值准备再下一年度集中转回的手段，已达到账面扭亏为盈的假象逃避被特别处理，综合对比新准则实施前后的资产减值计提情况，这种利用资产减值操纵利润的状况有所缓解但未根除。戴明德等（2005）研究发现在控制经济因素的影响下，亏损公司八大资产减值准备的总计提利弊显著高于其他上市公司。当前我国一些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避免陷入困境或实现微利，通过不提取或提取较低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或将过去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通过会计鼓励变更予以转回，有的甚至通过虚假处置资产以转销资产减值准备等达到提高当期会计利润、扭亏为盈的目的。为了避免连续亏损而被摘牌或为保牌避免被摘帽，在亏损年度，公司管理层利用会计政策、准则与会计估计的模糊性提取大量的资产减值准备，将一般亏损转变为巨额亏损，并在扭亏年度将以前年度预先计提的巨额减值准备进行回冲来虚造客观的报表利润。

由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l)上市公司对八项减值准备中的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执行较为普遍，发生计提的公司数较多，计提金额也较大，对利润的影响也比较大；而执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与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的公司较少。

(2)由于我国的会计准则和制度对减值准备的计提规定比较模糊，因此存在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现象，2006年新准则的出台，规定长期资产减值一经确认不得转回，即企业在利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等长期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被限制后，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利用短期资产减值准备来进行盈余管理。这表明，新的资产减值准则关掉了固定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转回的操控大门，但企业仍然有其他的选择进行盈余操控。新准则并不能完全杜绝上市公司的盈余操控。

(3)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应用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资产减值计提存在的随意性、转回存在的人为操纵性、利用资产减值进行利润操纵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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