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公开披露碳信息动因研究 ——来自CDP全球500证据外文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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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开披露碳信息动因研究

——来自CDP全球500证据

Le Luo¹ Yi-Chen Lan² Qingliang Tang³

（西悉尼大学 商学院，澳大利亚 2751）

摘要

我们调查全球500强公司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在碳披露战略方面的挑战。本文研究动机是越来越多团体研究关于大公司在碳信息披露方面的责任和实践中的作用。综合考虑社会、金融市场、经济、监管、制度等因素对企业自愿参与2009年碳信息披露项目（以下简称为CDP）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压力与决定是显著相关的。换言之，面临直接经济后果的企业更有可能披露碳信息。温室气体(GHG)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表现出相同的趋势。除此之外，大公司有较高的披露倾向，这表明社会压力也是企业自愿进行碳信息披露的重要原因。本文对于样本中大部分的公司拒绝进行碳信息披露提供了可能的解释。此外，我们的结果表明，代理人为满足投资者信息需求与更高的披露其排放足迹量的倾向无关。总而言之，气候变化披露的主要动力来自公众和政府，而不是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和债务人。 我们的结果是在严格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得出的。

1.引言

有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碳排放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这是对人类生活质量的严重威胁。 尽管如此，碳排放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碳披露不是强制性的。 然而，许多公司已决定自愿采取主动减排和披露方法。 这促使我们调查为什么这些公司将碳披露作为其业务运营和战略的一部分，而其他公司则没有。

必须识别和理解经理人激励，因为企业参与是创造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的关键驱动力之一。 我们试图捕捉促使大公司（如全球500）参与碳披露项目（CDP）的主要因素。 CDP是一个非政府和非盈利组织，旨在为公司提供一个测量和公布温室气体（GHG）排放和气候变化战略的渠道。 被邀请参加调查的公司可以选择回答一个精心设计的问卷，然后允许他们的回答公开，或者他们可以拒绝接受公开。

在早期的文献中，我们假设各种理论来解释管理层自愿作出环境披露的动机，我们假设披露碳信息的倾向与社会，金融市场，经济，监管和制度压力有关，这反过来转化为披露激励和政策。首先，社会压力是指公众舆论的压力。合法性理论认为公司应对社会压力进行广泛的披露，试图使他们的长期运作合法化，并自愿执行他们的“社会契约”（Solomon和Lewis，2002; Mobus，2005; Cho和Patten，2007）。第二，金融市场压力来自股东和债务人，管理层直接对其负责。未能披露相关信息可能导致其管理层和资本提供者之间更广泛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增加了公司的资本成本（Cormier et al.，2005）。第三，经济压力涉及施加的或可能的碳费，碳税和排放许可成本，激励管理层减少排放和改善能源效率并向利益相关者披露利好消息。第四，关于现有减少碳排放的立法或议案将对施加碳披露法律/监管压力。 这种发现有助于减轻或避免履行义务或监管风险（Solomon和Lewis，2002），特别是对环境敏感部门的企业（Bewley和Li，2000; Clarkson等，2008）。 也可以认为，具有高度透明度传统的国家，其公司更有可能披露碳信息。 总之，了解企业如何解读和应对政府、社区和其他外部团体施加的压力，对于为低碳环境建立监管和文化框架至关重要。

我们使用公司规模来代替社会压力，因为大公司受到更多的公共和媒体监视。我们采用存在或不存在排放交易计划来代替经济压力，并使用融资活动和杠杆代表来自股东和债务持有人的金融市场压力。在国家层面，法律制度的性质和法律执行水平被用来代替监管和体制影响。我们的样本包括来自全球500强企业在9个部门（不包括金融部门的财务）的291家公司，具有不同的制度背景和不同的国家的不同的碳监管风险。我们预测，全球500强企业具有强大的经济激励，在揭露碳排放和减排活动方面存在显著的社会，监管和制度压力。我们期望市场参与者关注碳信息，以便在管理披露战略上发挥作用。我们还包括八个虚拟变量来控制相关变量，但省略了影响。关键的结果总结如下。

1 证据与参与气候变化活动和披露的企业对社会压力作出反应的观念是一致的。 全球500强公开的趋势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而加强。

2 经济压力与碳披露显著相关。 换句话说，公开倾向随着经济压力的降低而减弱。

3 监管/体制压力也与披露与否决定相关。

4 关于金融市场利益相关者在披露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论点，存在证据不足。

最后的结果是意想不到的。在我们的金融市场压力反映股东和债务持有人的投资决策的可靠程度的测量过程中，我们的证据表明，披露与否的决定不会受到资本市场传统试压方式的强烈影响。这可能表明该决定比概述更复杂，或者该关系是非线性的。例如，传统的压力衡量反映了对信息需求的强度，但他们不考虑什么反补贴压力可能会阻碍管理层披露信息。总体而言，公众和政府的态度似乎是企业气候变化披露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为了阐明这些问题，我们使用不同的方法从以前的研究进行了我们的研究，并作出以下贡献。

1 我们关注碳排放披露的新研究领域。相比之下，大多数以前的研究涵盖了其他有害环境物质，如废物，SO2和其他直接造成空气或水污染的有毒化学物质。二氧化碳（CO2）或温室气体排放将导致温度和海平面上升，并增加暴风雨，洪水，干旱和极端天气的发生。因此，这些排放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环境威胁，因为它们会对环境造成比非碳化学品更广泛和更广泛的破坏性影响。

2 虽然大多数以前的研究选择了国家环境，但我们的研究是在世界上最大的多国公司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的背景下进行的。国际环境使我们能够测试国家层面的影响，如采用排放交易计划，批准“京都议定书”，国家环境监管的严格性，以及习惯法和成文法对公司碳披露的不同影响。

3 我们使用的数据库与以往研究不同。以前的研究经常使用来自年度报告，可持续性报告或公司网站的环境数据，这些数据具有自愿性和任意性。也就是说，管理层可以行使绝对酌情权，不仅公开他们希望披露的内容，而且还可以省略公司不想披露的信息。我们采用的CDP数据纯粹是自愿的，但不是100％的自由裁量权。换句话说，所有参与的公司必须回答相同的问题，其中许多是非自由的。虽然对CDP报告内容的详细分析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但我们指出年度报告中自愿和酌情披露以及CDP中自愿但非自由披露两者间差异的重要性。一旦企业决定参与CDP，它不能操纵演示文稿的风格和内容。公司可能会跳过CDP报告中的特定问题，但不能逐个删除该问题。缺失（或省略）的答案本身是高灵敏度、数据的不可用性或不愿意透露基础项目的消息的信号。因此，非自由的披露（虽然是自愿的）使得更加难以“绿色洗涤”（即操纵）环境信息。

4 先前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使用多个数据源;从不同来源收集不同公司的环境数据。例如，公司A的项目的数据可以从年度报告获得，而公司B的相同项目可以来自可持续性报告或其网站。这使得数据收集，分析，解释和概括结论变得非常困难。尽管没有国际公认的碳报告标准，CDP报告提供了全球一致和可比较的数据，允许更有意义的分析和解释，从而增加我们的研究的权威。

5 我们的样本仅包含全球500强企业。我们通过参考它们的独特影响和他们在世界经济和商业中发挥的领导作用来证明选择。他们也期望在国际竞争中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我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他们对碳披露的激励，这将对监管机构，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采取进一步行动以应对这些挑战有所帮助。

2.文献回顾

环境会计研究的现有研究报告了环境披露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例如Hughes等人，2001; Patten，2002b; Clarkson等人，2008年，2011年），环境披露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例如，Murray等人，2006; Plumlee等人，2008年，2010年），环境绩效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例如，Barth和McNichols，1994年; King和Lenox，2001年; Hassel等人，2005）;以及影响管理层环境信息决策的决定因素（Barth et al。，1997; Cormier et al。，2005; Brammer and Pavelin，2006）。

早期的环境会计研究主要关注空气或水污染，并且通常基于污染排放数据（即，毒性释放）测量环境性能，并使用内容分析指数来代替披露水平（Clarkson等人，2008）。环境研究的注意力最近已转向气候变化。 Kolk et al.（2008）研究了企业对于涉及以CDP为参考的碳报告机制发展的气候变化的反应。他们的分析显示碳披露从披露公司数量增加角度来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认知和价值方面不足。其他作者发现，温室气体排放披露决定与诸如规模，以前披露的碳排放和国外销售等因素有着显着的相关性（Stanny和Ely，2008; Stanny，2010）。他们的证据与不披露的成本随着审查水平提高而增加的观点是一致的。 Peters和Romi（2009）调查了国家层面的变量，发现环境监管的严格性，私营部门的环境响应性以及每个国家的市场结构决定了公司披露的程度。此外，Reid和Toffel（2009）的结果表明股东决议和监管威胁与企业完全或部分参与CDP的倾向正相关。然而，这种结果似乎不太明确，因为Stanny（2010）发现，当回归模型包括以前公开的变量时，监管威胁因素变得不重要。总而言之，碳披露的研究正处于初步阶段，我们的项目是文献的延伸。

3.假设发展

我们的设计同时考虑了社会，金融市场，经济，以及来自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监管/制度压力的影响（Pinkse和Kolk，2009）。 然后，我们将利益相关者对碳信息的不断增长的需求纳入其披露政策，战略和行动中以获得管理层激励。

3.1 社会压力

社会压力是指公众的压力。¹合法性理论假定组织存在于社会价值的界限内（Deegan and Rankin，1997），组织与社会之间存在隐性的“社会契约”（ Solomon和Lewis，2002）。气候变化的关注导致了碳减排和碳披露的社会期望。如果一家公司忽视了其社会责任，并对碳绩效和碳政策“保持沉默”，它将给公众留下管理层不知道或不关心气候变化，缺乏最大限度地降低碳风险和减少碳排放战略的印象，社会团体可以通过暂停支持和资源分配来惩罚非公开公司并剥夺其继续经营的权利。这种预期或压力为管理者提供了披露的动机，从而使其长期的可持续性运营合法化（Mobus，2005; Cho和Patten，2007）。

我们采用公司规模来代替政治可见性和社会压力，因为大公司受到更强的监管，媒体报道和更高的公众期望（Bewley和Li，2000; Vanstraelen等，2003）。此外，以前的研究提出了公司规模和环境公开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证据（Al-Tuwaijri et al.，2004; Magness，2006; Aerts et al.，2008）。因此，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设：

H1：企业规模与企业披露碳信息的倾向正相关。

3.2.金融市场压力

随后，我们考虑管理层对股东和债务人的责任的影响。股东需要气候变化信息来评估企业的实际价值，以便于他们的投资决策。一方面，文献表明，披露可能会缩小信息不对称，并降低融资成本，如资本成本和增加股票流动性（Healy和Palepu，2001），因此，未能提供可信的信息将受到市场处罚。另一方面，除非公司在一个完备市场和完美市场上经营，由于专有成本和不确定性，经理将仅披露他们的部分私人信息（Dye，1985）。因此，披露的决定是基于对相关成本的披露福利的评估（Cormier和Magnan，1999）。而净利益预计将随着资本筹集的数量而增加。这一论断得到了经验证据支持（例如，Frankel等人，1995; Lang和Lundholm，2000; Francis和Khurana，2005），这些证据表明公司进行外部融资时更可能自愿披露。在我们的背景下，我们认为资本募集公司往往提供有关碳风险和碳管理活动的信息。这个讨论导致我们的第二个假设：

H2：在金融市场筹集更多资本的公司有更高的披露碳信息的倾向。

市场压力的第二个代替是杠杆。债务人关注与碳相关的负债，以便他们需要信息来谈判债务合同并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些信息用于检查碳排放，并监测管理层的投机行为，以减轻他们的担忧并确保遵守债务合同。因此，杠杆越高，管理层将承担更多的披露碳信息压力。另一方面，可以认为，高杠杆企业的管理层往往隐瞒一些敏感信息，如果披露会增加透明度，使企业的财务风险高于预期，从而破坏企业的谈判位置（Verrecchia，1983）。由于这两个理论在关系中预测相反的符号，我们测试无方向假说：

H3：杠杆与公司碳信息倾向无关。

3.3.经济压力

接下来，我们考虑经济压力对碳披露战略的影响。在我们的上下文中，财务压力与外部融资活动相关，而经济压力指的是碳减排和碳披露对内部运营成本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碳排放长期以来是免费的，但是排放的经济后果却越来越大。例如，欧盟（EU）采用了排放交易计划，其碳排放量高​​于其配额上限的企业必须在碳市场上购买排放许可证。此外，世界各国政府实施了各种碳收费，碳费或碳税，这显着增加了运营成本（Matsumura等，2010; Chapple等，2012）。这些成本将被企业内部化并在经营决策中考虑。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下，关注利润递减的内在动力是减少碳排放，以及生产和披露碳信息以突出碳减排的成功。激励企业以最小化能源费用和碳暴露来承担项目。这些公司还倾向于主动传播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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