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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归属感和支持力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影响研究——以多米尼加共和国拉普拉塔河流域原住民的态度为例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符合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理念。本研究目的在于分析当地居民对环境的态度，反映社区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当地居民对可持续旅游的支持力度。利用IBM SPSS v24.0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利用SmartPLS v.3.2.6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区归属感对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当地人口，拉普拉塔河，结构方程，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态度。

1介绍

近年来，游客与当地社区互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使得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居民支持态度研究不断增多，(Sharpley, 2014)。现有研究证明，当地居民对旅游业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旅游可持续发展获得成效(Pearce, 1998)。本地居民在整个旅游过程中都扮演关键角色，旅游可持续性开发从计划到执行都依赖于目的地居民的参与支持 (sinclairmaragh amp; Gursoy, 2016)。

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的态度可能是积极的，亦或是消极的，并且态度有针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多种维度(Andereck et al.， 2005)。基于这一观点，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考虑到旅游业对社区产生的影响(Gursoy amp; Rutherfor, 2004;Andereck et al .,2005;勒普,2007)。因此，Lankford(2001)认为必须基于旅游目的地的规划和管理进程研究旅游影响。

态度研究主要应用于社会交换理论(Gursoy et al.， 2002;Andereck et al.， 2005)和对可持续旅游的支持评价方面。社会交换理论是指所具备的有价值物品和追求利益目标不同的各方参与者之间进行资源交换的行为理论(Ap, 1992)。由于收益和成本在研究课题中的重要作用，旅游研究人员近年来非常关注这些因素对旅游业的影响(Saarinen, 2006)。

从严格的经济观点来看，尽管旅游业可能带来环境恶化的缺陷，但也是促进社区经济发展一个极好的机会，并且提升当地社区居民福祉 (Bestard amp;纳达尔，2007)。因此，当地居民在享受旅游业发展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面临着由旅游业引起的环境问题(Palmer amp; Riera, 2003)。

社区旅游是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最适当的方式之一，为当地社区带来经济效益(Mehmetoglu, 2001)，提升游客对社区旅游环境的认知度(Lee, 2011)，促进目的地文化发展的新举措(Boo amp; Busser, 2005)。因此，社区旅游已成为一种探索新经济资源的策略(Lepp, 2007)。

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当地居民对可持续旅游的支持力度，以及居民对环境的态度。本文在第二章节中提出了研究的理论模型和假设，第三章介绍研究方法，第四章进行模型研究，第五章节为本文结论部分，对目的地旅游业管理、限制和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启示说明，最后介绍本文所使用的书目参考文献。

2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Kyle et al.(2004)认为，社区归属感是反映个人态度的多层面心理过程，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这些领域。评估居民对社区的态度需要构建一个复杂的模型。根据Jackson amp; Inbakaran(2006)的研究，影响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因素可以划分为社区总人口、个人、社会以及与旅游活动相关的因素。

Johnston amp; Tyrrell(2005)提出了可持续旅游的动态模型，在此模型中，他们阐述了可持续发展和不可持续的旅游模式的可能性矛盾。研究表明，没有一种严格意义上充分的可持续性的概念。并且过于严格的环境质量政策，或与之相反过度的环境退化，从所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是很难维持可持续旅游发展的。

根据Kuvan amp; Akan(2005)的观点，居民对旅游对自然区域(如森林)的态度表明，当地社区积极的态度对其发展有良好的影响。尽管如此，他们也对旅游业的负面影响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并没有把责任推脱给旅游业本身和游客，而将原因归结于活动本身，而是旅游活动主办者需要考虑做出正确决策。

居民认为旅游有助于保护自然资源(Andereck amp; Nyaupane, 2011)，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更好的环境景象(Oviedo-Garcia et al.， 2008)。在其他的研究中，居民承认旅游会造成污染物(Yoon et al.， 2001)，和垃圾 (Andereck et al.， 2005)和公共设施的聚集建设(Bestard amp;纳达尔，2007)。

McGehee amp; Andereck(2004)得出的结论是，在旅游业中没有工作的居民可能对旅游活动的发展持消极态度，因为他们不知道旅游业的积极影响，因此认为它是对环境有害的事情。

Nunkoo et al.(2010)发现女性更关注旅游活动及其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作者认为，女性更可能关心自己的家庭、社区、社会和环境。

无论何时，只要当地社区能从游客或旅游活动本身中获益，社区都将参与到旅游业的发展中(Allen et al.， 1993)。Lepp(2007)指出，鼓励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持积极态度可以促使行为有利于旅游业。另一方面，Kwon amp; Vogt(2010)揭示了居民对市场营销的态度与当地旅游产品开发之间存在的正向关系。

虽然对当地社区支持旅游发展的背景进行了一些研究，但人们对居民态度和居民的普遍支持两者之间存在着模糊的认识(Prayag et al.， 2013)。Moghavvemi等人(2017)认为，这种模糊性是由于“态度”和“支持”两个词的测量项和可互换使用词意，使得居民很难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和两者之间的关系。Zsoka等人(2013)认为环境教育对于改善环境态度至关重要。

当当地居民不支持旅游的时候，当地居民和游客之间存在良好关系的可能性非常低(Pearce, 1998)。根据Akis等人(1996)的说法，当地旅游活动主办者是否了解社区对活动发展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Crouch amp; Ritchie(2000)认为，居民的热情好客被认为是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一个因素，这意味着当地居民是一个可以威胁旅游业的因素。考虑到这些研究结果，旅游目的地的新发展政策必须考虑到当地社区对旅游业的态度和意见，因为他们认为环境恶化是由于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力(Bestard amp;纳达尔，2007)。

社区的生活方式可以影响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产生经济变化(Simpson, 2008)，社会变化(Lee et al.， 2010)和环境变化(Lee et al.， 2010)。因此，在没有居民的支持和参与的情况下，可持续旅游的发展是困难的，同时也取决于当地社区旅游活动产生的变化(Nicholas et al.， 2009)。对社区有更大归属感的居民将更有可能支持可持续旅游的发展(Lee, 2013)，尽管这将取决于当地居民感知到的旅游利益(Gursoy amp; Rutherford, 2004;尼古拉斯et al .,2009)。

从之前的文献，有如下研究假设。

H1:居民对环境的态度积极影响着对社区的归属感。

H2:当地居民的环境态度积极影响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支持力度。

H3: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支持有积极的影响。

3研究方法

3.1学科领域的研究和简单描述

旅游活动为社区提供了一项重要的财富，在社区发展中，是改善当地居民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这项研究的重点是居住在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居民，这是一个位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地理区域，那里发现了重要的旅游资源。在这个地区，旅游业是主要经济支柱之一，尤其是阳光和沙滩旅游、自然旅游、生态旅游活动和体育旅游(冲浪和风帆冲浪)。因此，有与自然、文化、历史以及休闲有关的旅游活动。因此，了解居民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他们对拉普拉塔河旅游目的地的归属感以及他们对旅游环境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多米尼加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月,2017年)，本研究的样本由133830名居民组成。这一数字只针对农村人口，这是针对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总人口，因此，在计算样本规模时，抽样误差最小。最低样本量设置为473次调查。在2014年2月至5月进行了实地调查，获得了576份有效问卷，超过了申请的最低数量，产生了4.1%的抽样误差和95%的置信水平。

3.2调查问卷设计

为了完成研究的目的，设计了一份问卷。为了保证该调查的有效性，项目的制定是基于之前研究的一些题项设置(Nicholas et al.， 2009;Gursoy et al .,2009;伯德et al .,2009;Gursoy et al .,2010;李,2013)。

一旦设计了问卷，就会根据调查阶段和数据分析时出现的错误，对项目和量表进行调整。这一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部分是由专门从事旅游业的研究人员对每一节所提议的项目进行分析。第二阶段由统计学家对所产生的调查表进行审查。这样，检查项目的有效性检查了两次。然后，由原英语到西班牙语的翻译人员对所提议的项目进行了准确的翻译，以尽量减少应答者的错误，试图在意义、细微差别和内涵方面尊重语言。此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普拉塔省的圣地亚哥技术大学(UTESA)，对21名旅游和酒店工商管理学生进行了预先测试。

设计的测量问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节考察了居民对旅游的环境态度。第二节考察了居民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支持。第三部分评估了居民对目的地的归属感。第四部分试图分析被调查者的社会人口状况。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以5级量表对评分进行了测量，其中第一组的分数等于“强烈不同意”，5表示“强烈同意”，3则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最后，用封闭式问题分析了个体的社会人口特征。简而言之，调查问卷中有25个项目评价了前一节提出的模型。

3.3所运用的分析技术描述

一旦收到所有的问卷，这些信息就被导入到Excel 2010。然后使用IBM SPSS v. 24和Smart-PLS软件(结构方程技术)进行统计分析。

通过统计程序IBM SPSS v. 24，对问卷项目进行了可靠性、描述性和均值分析。关于结构方程法(偏最小二乘法)，它在结构方程模型中(SEM)，它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多元分析最重要最新的发展方向之一 (Fornell, 1982)。

使用PLS的主要原因是通过观察到的变量来判断理论的概念是否正确。为此，对其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了分析。当测量态度、倾向或情绪反应时，这些特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高度主观的，因此不能完全复制所做的测量，因为同样的结果并不总是使用相同的问卷得到。测量数据和估计结构模型参数，共两个阶段(Barclay et al.， 1995)分析和解释了PLS模型:评价模型的信度和效度，以及结构模型的评价。这一过程确保在试图得出与本研究假设相关的因素变量之间关系的结论之前得到有效和可靠的测量结果。

4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分为三部分:一是研究样本的社会人口分布数据。其次，对测量模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进行了评价。最后，对结构模型进行了评价。

4.1样本的社会人口概况

54.3%的受访者为男性，45.7%为女性。大多数调查问卷由35-44岁、26-34岁和18-25岁年龄组回答。就家庭规模而言，41.3%的人住在三户家庭，41%住在四户人家。虽然有更多的受访者(28.5%)，但很多人没有工作(27.6%)。90.3%的受访者不从事旅游业。

4.2测量模型的评价和问卷测量的可靠性

根据测量模型，分析了可观测变量与因素变量间的不同关系，以及构成模型不同指标或测量项的可靠性。(CastellanosVerdugo et al .,2016)。

态度通过权重来测量的，而不是与其他因素变量的相关因素载荷(Chin, 1998b)。这些权重表明了态度或指标的相对重要性(orgazo - aguera, 2014)。正如许多研究者所说(Mathieson et al.， 2001);在态度研究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因而使用方差膨胀因子测试(VIF)来验证这个问题是否存在。因此，之前的作者指出，VIF值高于5，就会认为潜在的共线性问题，尽管Roberts和Thatcher(2009)提出了一个更低的限制，认为VIF值高于3.3将表明多重共线性的问题。Henseler等人(2016)建立了更严格的限制，将VIF值置于1之上，这可能会对多重共线性问题产生影响。在本研究中，选择了罗伯茨和撒切尔(2009)的标准。

本研究数据没有一个VIF值超过3.3，所以多重共线性并不影响这项研究。问卷数据项的存在依据:对社区的依恋和对可持续旅游开发的支持。这些都是通过阶乘荷载(Cepeda amp; Roldan, 2004)来测量的，它高于0.707的最小阈值。其他作者指出，这一阈值在初始阶段不应如此严格，因此接受较低的阈值(Barclay et al.， 1995;下巴,1998 b)。然而，这些阶乘载荷永远不能低于0.4 (Hair et al.， 2012)——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将从模型中消失。本研究采用了刚度准则，从而剔除了因子载荷小于0.707的可观测变量，共9项。因此，将25个项目的初始模型简化为16个。另一方面，问卷测度的可靠性由Cronbachs alpha和复合可靠性(Werts et al.， 1974)测量。Barclay等人(1995)强调使用复合可靠性优于Cronbachs alpha，因为它不受其分析的指标或项目数量的影响(Fornell a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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