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问题：它们是否有助于环境绩效？外文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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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问题：它们是否有助于环境绩效？

来源：《会计与公众政策》 期号20（2001年）217-240页

作者:Susan B. Huges^a, Allison Anderson^b, Sarah Golden^c

^a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日落大道4600号巴特勒大学商业管理学院会计专业

^b美国华盛顿马萨诸塞大道4400号美国大学库神商学院

^c美国芝加哥查瑞塔斯200号

摘要

我们的文章关注的是全美51家制造业公司1992和1993年间的环境信息披露数据。对由董事会公告，管理层的讨论和分析（MDamp;A）以及注释部分组成的年度报告披露，与由经济优先事项委员会(CEP)编制分析的美国公司的环境评级结果使用进行内容分析。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不同环境披露评级（好，中等，差）的公司是否有所不同，以及这些披露的差异是否能够区分实际环境绩效水平。我们的研究也致力于在年报上一部分的披露标准改变如何影响年报上的其他披露。Dunlap和Scarce（1991年，第657页）的研究的重要结果是社会公众对环境的关注一直高涨，Epstein和Freedman（1994年，第106页）的研究显示个人投资者对任何其他社会活动信息的考虑会更加关心年报中出现的环境有关的活动。

1. 介绍

在1990年代早期，公众对环境的关心就空前高涨。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公众认为环境问题的始作俑者是工商界”，以及“工商界不会自愿保护环境”（Dunlap和Scarce,1991年,第655页）。民意调查还表示，“相当多的人报告至少偶尔会避免购买环境记录不佳公司的产品”（Dunlap和Scarce ，1991年，第657页）。在本文中，我们考察公司环境披露是否是决定公司环境绩效的有效指标。

公众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公司的环境活动。一个来源是公司年度报告中包含的信息。年度报告披露经常被纳入社会披露研究，（Patten，1994年，第302页;Ingram,1978年,第272-273页）并且在环境活动领域显得尤为重要。 Epstein 和Freedman发现82.17％的做出回应的个人投资者希望获得环境披露，并且个人投资者认为关于环境活动的年度报告信息比任何其他社交活动的信息更可取。

尽管投资者认为环境披露是可取的，但如下所述，他们可能会担心环境披露可能不会反映公司的实际环境活动。Epstein和Freedman报告称，35.65％的调查回应者表示他们希望外部审计年度报告披露环境活动。对独立审计的期望表明用户不信任管理层以及不依赖未经审计的报告

为了确定公司的环境披露是否反映了实际的环境绩效，我们分析了51家美国公司的董事会公告以及管理层讨论和分析（MDamp;A）组成的环境披露以及1992和1993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注释部分。披露水平与经济优先委员会（CEP）编制的公司环境绩效评级进行比较。（CEP 等,1991年,第.74-465页）。经济优先委员会将企业评为好的，中等的或者是环境表现坏的企业（CEP 等.,1991年，第72页）。 我们还调查了“员工会计公告”第92号生效日期前后公司的环境违规行为是否有所不同。（SAB 92）（SEC，1993年）.

我们发现在董事会报告中，好的、中等的和差的企业环境表现者的披露没有差异。财务报表披露和管理层讨论及分析的部分在三个表现组之间存在显着差异。还有证据表明，在生效日期之后注释以及管理层讨论和分析披露发生了变化。“员工会计公告”第92号基于年度报告披露的判别模型无法区分最佳环境表现者和中等环境表现者，并经常对表现不佳者进行错误分类。

1. 背景

以前的研究（例如Gray 等人.,1995年,第54页;Patten,1991年,第297页;Walden和Schwartz,1997年,第126页;Guthrie和Parker,1989年,第344页）将反映企业的披露信息（称为合法性）与那些企业愿意被看作是企业合法化的披露区分开来。例如，当最佳环境活动者披露积极活动环境，这样的披露反映了某种形式的合法性。但是，当环境表现不佳的人对关于积极环境活动进行许多陈述时，披露反映了合法化。(参考Gray 等人.,1995页,第65页)为了使公司活动合法化的披露不会向投资者提供真正有用的社会信息(Gray 等人.,1995年,第56页)。

三项研究的结果（“许多公司未披露环境责任”1994年，第1221页; Freedman和Stagliano，1995年，第166页; PW，1992年，第28页）表明环境披露并不统一， 样本仅限于可能面临环境责任的公司。这三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公司是否披露环境责任是公司环境绩效和其环保披露政策的一个功能。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考虑了企业环境绩效（简单，好或差）和环境披露水平（高或低）的可能影响。

具有良好的环境绩效和环境信息披露程度高的公司正在为自己定位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一种支持社会披露合法性观点的披露模式(Preston，1981年，第257页)。如果良好的环境绩效不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一模式似乎最有可能，正如市场和会计措施所决定的那样(Pava和Krausz，1996年，第333页)。 (1996年，第348页)发现基于市场的措施、会计的措施、风险度量和其他特定的特征，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表现比那些没有社会责任的公司更糟糕。事实上，有证据表明，有社会责任的公司反而表现的更好（Pava和Krausz，1996年，348页）。

但是，如同下文所讲，先前的研究并不支持社会披露合法性的观点。既不是Wiseman(1982,62页)也不是Freedman和Jaggi（1982年，174页）发现了绩效和披露之间的显著性关系。但是，Ingram和Frazier（1980年，618页）发现了不是很充分的支持观点：环境表现差的公司比好的披露的稍微多一点。Freedman和Wasley(1990，第188-191页)仅发现10-K与钢铁行业年度报告以及CEP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Cowen等人(1987年，第121页)结论是，除能源和社区参与外，披露的情况不因行业而异。

良好的环境表现者环境信息披露不多。他们可能会限制披露的原因，要么因为他们不考虑这些优秀的行为，要么因为这些行为行为不符合现行的会计披露标准(Bewley和Li，2000年，第205页)。根据目前普遍接受的会计程序和管理要求，良好的环境实践不受与环境合规和补救支出相同的监管和标准制定披露要求的约束(Guthrie和Parker,1990年，169页)。

披露水平较高的企业环境表现不佳，可能反映出有必要披露或有负债和因补救努力而产生的潜在现金支出，这些都是根据财务报表附注中的会计准则和MDamp;A所规定的。(Walden和Schwartz，第1997页,第134页)。然而，高披露水平也可能是高水平的自由裁量披露(Patten，1992年)。(D.472)。

在他们套路社会信息披露和经常竞争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合法性理论和经济政治学理论时，Gray等人（1995年，第66页）得出结论“企业正在试图利用环境信息披露来对lsquo;环境rsquo;这个概念进行谈判”hellip;hellip;这与一个组织试图评估这些利益相关者权利程度的同时来战略性的与其管理新兴问题是一致的。除了政治经济学，Gray等人（1995年，第65页）表明，合法性理论对于他们解释在英国环境信息披露中发现的变化很适用。他们（1995年，第65页）指出了，一些公司改变了他们的现实表现，并用披露来告知他们的“相关公众”，一些公司通过信息披露来改变一个行业的看法，还有一些公司则用披露来转移对主要环节问题的关注。这些行为都能够导致高水平的环境信息披露。

环境信息披露程度低的环境表现不佳者与Guthriie和Parker（1990年，第172页）的建议相同。即使在监管的情况下，还是会有表现不佳者的披露意愿被限制。“公司似乎因为政府和公众的压力才进行信息披露，但可能会披露相对最低限额的信息，来制止进一步披露的要求。”（Guthriie和Parker，1990年，第172页）。

结合前三段中的总结的研究，会计准则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条例看起来要求表现不佳者（Walden和Schwartz，1997年，第134页）要比表现良好的公司披露的多。如果环境表现不佳者改变观念或者在注意力从年报中其他地方进行负面披露的话，会比表现良好者更好。（Grey 等人，1995年，第65页; Freedman和Wasley，1990年，第184页; Parker，1986年，第76页）。相反的，如果环境表现差的公司资源披露视为增加披露要求的先驱的话（Guthrie和Parker，1990年，第172页），那么自愿披露环境的表现不佳者可能仍旧没有表现良好者更好。

只有少数部分的先前研究对年报部分的披露进行了分析。 Tennyson等人?（1990年，第396页）假设董事会公告和MD＆A之间的披露不一致;Ingram和Frazier，1983年，第52页）认为MD＆A是受监管的部分，董事会公告是年度报告叙述的酌情部分。Waldern和Schwartz（1997，第149页）分析了财务和非财务年度报告部分。由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会计准则直接与财务报表（包括票据）有关，因此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公告所要求的披露信息很可能会出现在票据部分，（例如SFAS第5号，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1975年，第8-12段）。相应地，财务报告发布第36号?（SEC，1989）规定了MD＆A的内容，并且可能与SAB 92?（SEC，1993）的情况一样，也会改变注释的内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都没有直接提交董事长致股东的信件或一般性叙述的内容。

在美国，常规披露要求在1970年代有显著性的提升，这一时间段有限用于许多社会和环境披露的研究中（例如，Abbott和Monsen，1979年，第505页；Bowman和Haire，1975年，第170页；Freedman和Jaggi，1982年，第170页；Freedman和Wasley，1990年，第186页；Ingram和Frazier，1980年，第615页；Wiseman，1982年，第55页）。目前很少有研究调查目前环境意识和非环保意识的公司的不确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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