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与新媒体: ——在不断发展的媒体环境中研究身份与意义外文翻译资料

青年与新媒体:

——在不断发展的媒体环境中研究身份与意义

原文作者: David R. Zemmels

摘要:随着数字媒体和在线社交的发展，媒体格局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受众作为消费者的概念破裂，使得大众传播研究对当前的媒体实践和影响复杂化。当代媒体研究可以受益于媒体本身、新媒体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媒体的参与，特别是涉及青年人的研究。本文首先概述“新媒体”一词定义，然后概述了主题与文化身份建设的重叠性质、媒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媒体研究中日常做法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内容与新媒体环境的最终关系。之后概述媒体对社会影响的研究，重点介绍了青年在这类研究中的作用。传统媒体研究认为，年轻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需要保护，免受媒体及其潜在的负面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开始承认年轻人是媒体参与研究的良好对象，尽管迄今为止文献仍然很少。作为新技术的早期采用者，年轻人往往走在新媒体互动的最前沿，从而通过他们的实践塑造新媒体互动。因此，年轻人可以作为新媒体未来趋势的优秀指标。接下来，本文回顾了一系列关于新媒体如何在家庭和学校中改变青年文化的研究。最后，本文提出了数字时代媒体研究的认识论框架。这包括新媒体的逻辑，定义当代数字媒体用户的参与性实践，以及使用社交网站的年轻人面临的风险和隐私问题。

一、新媒体的定义

围绕正在研究的社会现象的术语通常是模糊的。使用“数字”、“虚拟”和“交互”等术语定义新媒体实践，往往会以不同的方式界定分析的范围。“新媒体”已经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用来描述任何新兴的或不断发展的数字技术，这主要是过去二十年在个人计算、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方面的创新成果(Croteau amp; Hoynes, 2003;Lievrouw amp; Livingstone, 2002)。本文分析使用“新媒体”一词来概括描述“传统媒体与数字媒体的交集”(Ito, 2010)以及每一种新媒体的出现必然带来的“补救”(Bolter amp; Grusin, 2000)。补救是指一种媒介“挪用其他媒介的技术、形式和社会意义，并试图以真实的名义与其竞争或重新塑造它们”的过程。这一修复过程与媒体本身一样存在，但数字媒体极大地加速了这一修复过程。因此，在本文综述中，新媒体中的“新”指的是数字通信格式，也指通过互联网以数字媒体内容的形式重构并重新发布到个人电脑、手机等设备上的旧媒体形式。此外，通过使用“新”这个词，我们必须认识到，由这个词所包含的媒体目前是新的，但“总是处在变老的边缘”(Ito, 2010)。在这个讨论中，被研究的媒体在这个历史时刻是新的。这个讨论描述了社会互动与新技术的在线表现，但没有对他们相对“新颖性”的价值判断。

二、媒体与身份的建构

在理解媒体在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身份的概念占据中心地位。研究人员通常将儿童和青少年视为身份形成的关键时期(Buckingham，2008)。基于调查的研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新媒体在年轻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一代人花在媒体上的时间比花在其他任何活动上的时间都多，除了睡觉，这使得今天的孩子们“处于技术和文化革命的先锋”(Heim, Brandtzeg, Kaare, Endestad，amp; Torgersen，2007)。因此，本文首先回顾主观化的发展历史，并将其应用于网络社交。

（一）主体化

主体化的当代根源在于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84)的理论，他将个人置于这一过程的中心，而不是专注于意识形态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出来，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文化认同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阿尔都塞致力于发展一种系统的理论，来解释一种文化是如何通过它的人民而永存的。基于阿尔都塞在街上“招呼”主题的著名例子，以“询问”定义了主题构成的过程。它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构再现：家庭、宗教、教育、媒体、艺术等，并灌输到社会秩序中。在阿尔都塞看来，主体一旦被质疑存在，就会保持相对稳定和固定(Althusser, 1978)。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后结构主义开始质疑这种意义的严格封闭性，并主张在主体的构成中增加模糊性(McKarrow,1993)。阿尔都塞对这一主题的看法过于简单化(Therborn, 1980)，而实际上却反映和再现资本主义(Laclau, 1977;Laclau amp; Mouffe, 1985)。他的理论不再能够解释20世纪末社会的“散居”性质(Appadurai, 1996)，在这种情况下，意义的基础似乎更具偶然性和语境性。与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非历史的和固定的观点相反，历史和文化语境被注入到主观化的事物中(Therborn, 1980)。主观化发生在相互竞争的质疑环境中，一个质疑的失败通常意味着另一个质疑的成功。

朱迪思·巴特勒以阿尔都塞的询问概念为基础，但她认为，这并没有考虑到构成主体的语言的重要性，就像阿尔都塞在为一个人的存在而欢呼时所做的那样。她进一步论证了提问可以通过声音以外的方式发生，“主体不需要总是转过身来才能构成主体，而开启主体的话语根本不需要采取声音的形式”(Butler, 1997)。巴特勒认为社会通过命名来构成个人，而构成主体可能会对“社会构成的自我”的样子感到惊讶。事实上，询问可以在主体不在场的情况下发生。从这一哲学视角看，媒介在文化规范的建构及其与自我同一性构成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且积极的作用。通过对主体建构的历史化，爱德华(Edward Said, 1983)认为，文本意义基础上的偶然性和语境性也随之产生。像社会主体一样，社会文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必须与他人互动才有意义。我们必须考虑到构成意义的上下文，以及可用上下文的多样性。在这一传统中，学者们使用互文性的隐喻，将社会文本概念化为处于文本互动的更广泛的文化“经济”中的短暂实体。互文性是指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文本的质量是“所有文本设置在一种关系，无论是显性或隐性的”(Genette, 1997)。新媒体在融合传统媒体文本和数字媒体文本的方式上，必须扩大和加快社会主体和文本之间的互动，使这一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相关性。如果新媒体比之前的传统媒体更具交互性，那么注入交互性如何影响对媒体和身份的假设？Slavoj Zizek(1989)提出了一种不同的主题构成概念，这有助于在新媒体空间中构思身份认同，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也有学者认为似乎这个主题是虚构的，因为它只是作为一个“衔缝点”或节点存在，而多种意识形态同时存在于相互联系的节点上，这反映了互联网的分散性和重叠性，将互联网的技术实践与身份问题联系在一起。

（二）身份与技术

关于技术和身份交叉的学术历史，最早的一些作品关注的是身体的中介存在和相关的身份政治，Donna Haraway(1991)的《Cyborg Manifesto》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的观点从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角度来看待身份：网络社会(Castells, 2010)，数字化社会(Clippinger, 2007)，和青年心理学(Turkle, 1995)——一个开创性的工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身份，并主要集中在青年。每一种方法都以不同的方式考察了中介数字空间中身份的流动性。

（三）身份与青年

Buckingham (2008a)对当前关于青年和身份的思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发现了他所认为的身份的基本悖论，这个术语意味着相似与不同。人们认为身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个体，都是我们所拥有的。但身份也意味着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联系，如文化身份、国家身份和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其他附属关系。Buckingham (2008a)继续指出了构建身份认同的五种关键方法，以及对青年和新媒体研究的启示。首先，他引用了G. Stanley Hall、Erik Erikson和James Marcia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将身份认同作为一种心理学解释，并描绘成一个发展过程。其次，他指出一个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家认为年轻人即“成人影响的被动接受者，但他注意到青年文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成人社会化的概念。Buckingham还提出了第三个跨学科的观点，关注个人和群体身份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将身份理解为一种“流动的、偶然的物质”。第四，他描述了他所称的“身份政治”，这是指在社会身份研究中明确质疑社会权力的激进社会运动，抵制他人对身份的压制性建构(Butler, 1991)。第五，Buckingham对比了Anthony giddens和Michel foucault的现代社会理论方法。Giddens认为，身份认同是一种“自我反思”的可塑性项目，个人必须为之努力。Foucault认为这不是一个解放的过程，而是一个自我监控的过程。

综上所述，关于主体化的理论已经从简单的街头“招呼”演变为有无语言的情况下建构主体，这反过来又为大众传媒的理论创造了一个契机，使其不再仅仅代表现实，而是构成现实。长期以来，关于身份认同的理论视角为新媒体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个人和群体身份的形成和维护，以及他们在模拟世界中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

三、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新问题、旧问题

身份与媒体和文化交融，因此，媒体的历史与几十年来旨在了解媒体对社会影响的研究不谋而合。每一种新的交流媒介都给个人表达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但同时也给大众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两种观点可能都趋于极端，而媒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介于两者之间。

媒体的历史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代表了一系列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传统。前者的支持者看到了参与、自我表达、玩耍、学习和支持民主价值观的机会(Giddens, 1991;Goldman, Booker， amp; McDermott, 2008)。后者看到纯真、传统价值观和权威的终结。许多的美国学术研究为每一种新媒体的潜在负面影响提供了证据——这些证据似乎支持普遍的恐惧与担忧，且与社会焦虑并行。这导致了社会科学中媒体研究的民主启蒙与媒体效应范式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乌托邦传统认为，媒体代表着民主参与公共领域的重大机会，而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这种机会就更大了(Dahlberg, 2001)。关于青年，这一传统认为媒体教育是一个中心位置，社会可以在其中最有效地加强青年作为批判性、参与式公民的作用。站在这个角度，教育者通过与那些限制这种行为的权力结构的接触来培养学生的反思和自我表达能力(Livingstone, 2004)，这种民主通常被称为“媒体素养”。

反乌托邦的范式看待媒体的角度要险恶得多，它展示了一段关于媒体的负面影响的“道德恐慌”和“社会焦虑”的漫长历史，这些负面影响可以追溯到录像机、电视、广播、漫画书(Drotner amp; Livingstone, 2000)，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媒体导致的生理和心理社会疾病包括成瘾、反社会行为、暴力行为、性变态、肥胖等等。因此，促使不同的媒体平台和服务融合，使得监督比过去更加困难。

四、青年文化的转变

媒体的每一次演变都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当今社会正在经历的变革，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新媒体改变我们对自我、家庭和学校的观念与方式。

（一）家庭的转变

随着媒体技术的移动化和家庭空间的迁移，新媒体在正在发生的变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Drotner, 2008)。由于媒体的存在，使得休闲时间更关注家庭，过去50年的许多媒体文化都是围绕着“像一家人一样做事”展开。最近，电视、录像机和电脑等“基于屏幕”媒体的位置开始从主要的家庭空间转移到更个性化的空间，尤其是卧室或游戏室，便产生了媒体丰富的家庭和个人文化环境。这种年轻人和家庭休闲时间的趋势被Livingstone(2002)称为“独立的社会结构”。此外，新的青少年家庭阶层已经出现，媒体对青年群体在各个领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身份认同、文化、教育和消费等，同样直接影响家庭文化的还有 “数字代沟”，因为青年天生就有学习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

（二）社会实践的转变

年轻人经常表明拥有一个不被成年人偷听的空间的愿望。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来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几十年来，购物中心一直是青少年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主要场所(Crawford, 1992)，但现在青少年在公共场所被视为滋扰，即使他们是作为被消费的目标(Boyd, 2008b)。再加上公共休闲设施、课外活动和街角文化的衰落(Livingstone, 2002)，青少年社会地理的这些变化可能加速提高像Facebook这样SNS交流渠道的重要性。社交网站也提供了一个社交互动的论坛，这是不容易得到的。人际关系可以通过社交网络来形成和维持，社交网络将重要的陌生人聚在一起(Blau amp; Fingerman, 2009)，这些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陌生人，但他们比我们可能意识到的要重要得多。当我们遇到问题时，他们比亲密的朋友和家人更有可能通过提供意义、安慰和让我们接触新的想法和观点来帮助我们。

（三）学习实践的转变

跨屏幕的媒体访问允许年轻人发展非正式的学习实践，因为他们不再依赖教育结构作为新信息的来源。Sefton-Green(2006)指出，在当代媒体文化中，年轻人的日常生活里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就像公共学习和私人学习的界限一样。随着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之间界限的模糊，人们开始担心，如果孩子在意义形成过程中成为积极的主体，那么传统教育实践可能会面临直接挑战(Buckingham amp; Sefton-Green, 2003)。媒体似乎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人员发现，将关于学习和教育的模型从更广泛的媒体文化中分离出来变得越来越困难。一些人也表达了对在课堂上使用科技的担忧。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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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and New Media:

Studying Identity and Meaning in an

Evolving Media Environment

David R. Zemmels

Abstract：The media landscape continues to change rapidly with the evolutions in digital media and online socializing. The fracturing of the very conception of audiences as consumers complicates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to current media practices and influences. Contemporary media research could benefit from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media themselves, the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of new media, and peoplesrsquo; engagement with media, particularly for research involving young people. This review begins by outlining a working definition for the term new media, then an outline of historical theorizing about the overlapping nature of subject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the role of media in society, the importance of everyday practices in media research, and ultimately how these relate to new media environments. The review next presents an overview of media research on influence on society, with a focus on the role of young people in such research. Traditional media research has viewed young people as a special group in need of protection from media and their potentially negative influences. However, research has begun to recognize young people as good subjects for research on media engagement, although the literature remains minimal to date. As early adoptors of new technologies, young people tend to be at the forefront of new media interaction, thus shaping it through their practices. As a result, young people can serve as excellent indicators of future trends in new media. Next, this review considers a body of research on the ways new media transform youth culture in the home and at school. Finally, the review identifies new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s for media research in the digital age. This includes the logic of new media, the participatory practices that define the contemporary users of digital media, and issues surrounding risk and privacy for young people using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1.New media: A definition

The terminology surrounding the social phenomena under study is often vague. Defining on-line media practices using terms like “digital,” “virtual,” and “interactive” tends to delimit the scope of analysis in different ways. “New media” has become something of a catchall term used to describe any and all emerging and evolv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mostly the result of the last two decades of innovations in personal computing, the Internet, and cellular telephony (Croteau amp; Hoynes, 2003; Lievrouw amp; Livingstone, 2002). This analysis uses the term “new media” to broadly describe “the intersection of traditional media with digital media” (Ito, 2010) and the “remediation” (Bolter amp; Grusin, 2000) that inevitably follows the emergence of each new medium. Remediation describes the process by which a medium “appropriates the techniques, forms,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other media and attempts to rival or refashion them in the name of real” (p. 66). This process of remediation has existed as long as media themselves, but digital media greatly accelerates it. Therefore, in this review, the “new” in new media refers to digital communication formats but also to old forms of media reconstituted and redistributed as digital media content over the Internet to personal computer, cellular phones, iPods, and so on. Moreover, by using the term “new,” we must recognize that media encompassed by this term are currently new, but “always on the verge of growing older” (Ito, 2010). For this discussion, the media under study are new at this historical moment: This discussion describes the social interaction with the new technologies for on-line representation, but without a value judgment about their relative “newness.”

2.Medi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Notions of identity hold a central place i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media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Researchers typically view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s a key period in identity formation (Buckingham, 2008b). Survey-based research offers compelling evidence that new media occupy a pivotal role in the lives of youth. Young people embrace multitasking by consuming more media in their daily lives, but not spending more time doing it (Roberts, Foehr, amp; Rideout, 2005). This generation spends more time with media than with any other activity, except sleeping, putting todayrsquo;s children “in the vanguard of a revolution in both technology and culture” (Heim, Brandtzeg, Kaare, Endestad, amp; Torgersen, 2007, p. 426). Therefore, this review begins by tracing the history of subjectification as it has evolved and now applies to Internet-based socializing.

A.Subjectification

The contemporary roots of subjectification lie in the theorizing of Louis Althusser (1984), who provided an important epistemological “break” from the Marxian theories of cultural identity by placing the individual at the center of that process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how ideology manifests itself within capitalist society (Agger, 1998; Hall, 1985, 1996). Althusser endeavored to develop a systematic theory of how a culture perpetuates itself through its people. Based on Althusserrsquo;s famous example of “hailing” the subject on the street, “interpellation” defines the process by which a subject is constituted. It takes place through, and is reproduced by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s): family, religion, education, media, art, etc,and into the social order. In Althusserrsquo;s view, the subject remains relatively stable and fixed, once interpellated into existence (Althusser, 1978). Beginning in the 1970s, poststructuralists such as Jacques Derrida (1976, 1978) began to problematize such a strict closure of meaning and argue for more ambiguity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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