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层面的国家主导创新 ——中国深圳推广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措施外文翻译资料

城市层面的国家主导创新

——中国深圳推广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措施

原文作者 Johannes Lauer ，Ingo Liefner

摘要：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国家在创新中的作用要积极得多，包括直接参与创新进程，利用国家能力、金钱和权力来实现某些目标。随着中国的崛起，严重依赖国家行动的创新进程- -通常被称为国家主导的创新- -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然而，只有很少的贡献研究新能源汽车的具体部门和在城市一级应用的政策措施。本文研究了在中国深圳使用的政策和规划工具，以确定NEV行业的创新，使用了文件和访谈的评估。该文件认为，城市可以在实施创新政策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特别是中国城市利用了一套广泛的创新支持措施，从有约束力的配额、公共采购、激励措施到禁令和命令。研究结果强调了强有力的监管工具的重要性，这些工具不符合西方的市场合规政策概念，但在中国背景下有效运作。此外，研究结果突出表明，如何成功地实施对创新的政策支持。

关键词：创新 创新政策 计划 新能源汽车 深圳

中国被描述为一个国家主导的创新体系，一些概念性和实证性的研究讨论了这一特征的含义。然而，对于中国如何有效地促进特定的创新，哪些政策可以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知识却甚少，哪些政策工具最有效，以及它们在哪个行政级别上被应用。这种知识的缺乏是高度相关的，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中国成功引进的创新可能很容易就会成为中国经济的标准，因此对全球技术发展和竞争产生深远影响。获得一个对创新政策工具的应用和对地方规模的作用有更深刻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中国特别关注的新兴产业之一是新能源汽车(NEV)产业。如果成功地快速过渡到使用NEV而不是内燃机，就有可能获得比现有的汽车行业领导者更多的竞争优势。在整个行业从内燃机向电动车转变的过程中，有望获得比现有汽车行业领导者更多的竞争优势。这最终会使中国的企业在汽车价值链中占据更大的份额，并增加市场份额和就业。因此，2009年NEV被国家政府以及省市级政府选为优先领域。快速过渡到NEV可能也会产生其他重要的结果，比如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少污染从而改善空气质量，并减少对原油进口的依赖。然而，本文的重点是国家在实施NEV创新方面的作用。

然而，关于政府在促进创新方面可能选择的政策方法，存在着广泛的讨论。在NEV的情况下，加快现有技术的应用和使用，从而扩大市场规模，让更多的用户和生产者参与进来，增加经济效益的机会，以及通过使用和互动来学习的机会似乎是最有希望的。产品和流程创新仍然是企业的范围。然而，帮助一项创新进入市场可能是关键的第一步，因为成功的首次应用可能会演变成标准，并让参与的公司快速学习。因此，由国家来承担引进像NEV等创新的部分沉没成本并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以便为当地企业提供快速启动的机会似乎是合理的。

为了对这一讨论做出贡献，本文对一个著名的市级行动者——深圳市的创新政策进行了案例研究。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在中国，国家主导的创新是国家整体政策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结合了国家层面的监管和地方的主动性、能力和指令。本文还表明，在独裁的一党制下可能会更加强大的规划工具，可以有效地用于促进创新。这些结果可以与国家主导的创新这一主题联系起来，并对它对中国未来前景的转变很重要。

1. 概念性评论：中国的情况与创新

相关文献有一个广泛的共识，即中国创新体系中的创新过程往往是由国家主导的。在本文中，国家主导的创新一词将被用来表示由企业生产的、涉及并部分依赖于国家活动和对创新过程的直接影响的，影响相关的投入、机构、组织因素或市场。下面的文献回顾提供了一个对创新政策的目标和工具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并概述了中国创新政策的一些特点。

1. 创新政策目标

政府旨在通过创新政策促进创新，以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或通过加速创新保护环境等政治目标。在本文所研究的案例中，中国寻求加速NEV产业的创新，目的是减少空气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也是为了在NEV技术方面争取战略优势。虽然对环境保护的关注直接源于中国的环境恶化和努力减少二氧化碳的义务，但战略意图需要理论上的解释。

一个关于支持促进早期技术发展、创新和应用的重要论点源于对技术演变和主导设计的讨论。在一个新兴的技术领域，新技术的几种应用以及基于这些技术的产品和工艺同时被不同的公司和不同的地区开发出来是很正常的。虽然这些使用新技术的不同选择和设计技术系统的方式可能都有其特定的利弊。例如，在可用性和生产及使用成本方面，通常只有一种设计成为主导，并有效地成为新产品类别的标准，此后被广泛使用。主导设计出现的最重要原因是规模经济，伴随需求和生产量迅速扩大。因此，首先达到一定产量的设计可能会以牺牲替代方案为代价建立自己的地位。关于主导设计的文献还讨论了一些对特定设定的表现的原因。例如，公司和行业委员会之间的共识或政府的监管。然而，在新兴经济体的情况下，在技术不连续的时候建立主导设计的机会也与关于跨越式创新和反向创新的辩论有关。在本文的背景下，必须认识到从内燃机到NEV的过渡是一个技术不连续的时期，在此期间，NEV行业的新主导设计将被确立。这将为那些首先拥有特定技术解决方案的公司提供显著的竞争优势，从而使该公司及其所在地区受益。

1. 创新政策工具

创新政策的一套核心工具可以分为三类：软性工具、金融工具和监管工具。第一类软性工具，有时被称为信息工具，是自愿和非强制性的。它们不影响企业或用户决策的基本决定因素，例如运动或建议。第二类，金融或经济工具，包括各种货币激励或抑制，如税收或免税、补贴、费用以及类似的东西。这些工具影响生产和消费的相对价格，因此可能导致市场扭曲。然而，它们在市场范围内发挥作用，将决策自主权留给生产者和消费者。第三类，监管工具，包括那些为创新创造法律环境的工具，包括必须遵守的法律和条例。例如，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和法规或有关研究和开发的竞争政策。由于其约束性，这些文书界定了 '创新产品和工艺的市场条件'，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此条件下采取行动。

1. 中国的创新政策

中国的创新政策已经从过去强调技术转让和国内的技术吸收和学习条件发展到也强调自主创新。强调国家独立于外国产生的知识和知识产权，结合日益增长的对国内产生的技术的依赖。本土创新的这个方面与技术民族主义的概念密切相关，指的是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标准化的控制和影响。本土创新议程的第二个要素是强调认识到创造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长期利益，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创新体系的重新定位。从优先产业名单中可以看出，国家对那些有望在不久的将来与中国经济特别相关的领域的创新和技术的关注。杨提供了一份由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发布的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不同清单的汇编。这份汇编显示了较低行政级别的政府如何回应和修改最高级别的文件。该汇编在广泛的其他行业中包括 '新能源汽车'。据杨介绍，这些名单上的行业在技术突破和大量需求的基础上有增长潜力。

1. 数据与方法

本文研究了NEV产业的案例和深圳的例子。自2016年以来，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多NEVs的国家。到2017年底，街道上的NEV超过101万辆。官方的创新计划，如“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以及将NEV产业选为七大优先产业之一，都促进了NEV使用的增加。此外，与 '中国制造2025 '有关的官方文件突出了NEV产业对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根据这些文件，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支持国内汽车生产商，希望他们能够在NEV的开发和生产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外国汽车生产商似乎最多只能有选择地获得政府支持。

1. 案例研究区：深圳市

1978年后，深圳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特区出现了。由于其令人惊叹的城市发展，其强大的创新公司核心，以及强调促进城市发展的新型组织形式，深圳是其他许多城市的榜样。在1987年之前，深圳的空间结构是分散的，围绕着电子和制造业的投资地点进行零散的开发。1987年至1995年期间，城市的无序扩张形成了进一步的发展，从东到西沿着主要的交通轴线形成了带状的发展。在1995年至2001年，一个由三个相对独立的中心组成的城市网络结构产生了。在2001-2010年的产业升级阶段，深圳最终转变为一个高科技多中心的大城市，融入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了深圳市政府支持NEV行业的措施。本文借鉴了密集的实地研究，包括不同的调查手段。最初的信息来源是官方统计数据，以及深圳市、广东省或中国中央政府发布的正式和非正式法规。主要文件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关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和相关的《深圳市发展新能源汽车工作方案（2013--2015）》 。更为非正式的《深圳市低碳发展规划（2011--2020）》为深圳市的整体城市发展提供了总体指导，并确定了深圳的低碳战略。

实证调查包括以下形式的定性数据收集（案头研究和实地研究）。

- 专家访谈和小组讨论形式的利益相关者访谈

- 政策、规划文件和官方统计数据的翻译和分析

- 跃进法（清单分析、观察、现场访问）。

访谈采用定性内容分析和软件包 'MAXQDA '进行分析，该软件包将经验材料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分类系统。这种方法让人想起'基础理论'。这种'建立在经验数据上的理论'的特点是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理论形成的工作步骤是平行的。本研究采用的定性内容分析模式遵循Mayring的建议。在归纳类别形成的框架内，为不同的案例创建了反应类别，这些类别被解释为结构性陈述。这导致了概率和分布陈述，近似于或证实了理论规则和陈述。

1. 市级创新政策和深圳对于支持NEV的计划措施

在市级层面上采取的支持NEV转型的措施已经在几个不同范围、目的和时期的指导和政策文件中得到了解释。2009年，《深圳市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项目（2009-2012）》和《深圳市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试点补贴计划 》等市级政策和补贴已经出台，提供了56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然而，深圳进一步发展NEV的指导思想是 《关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这个概念是由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深圳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和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合作制定。该概念是基于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关于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的指示》和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而提出的。这个概念是通过深圳市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和支持基金（2013-2015）资助的，该基金有50亿元人民币，由深圳市政府提供。

1. 讨论：国家主导的创新的综合方法的因素

以前关于中国支持NEV政策的研究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交通管理激励措施和对汽车购买的限制是独特而重要的，是在主要城市采取的，以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问题，这是中国的突出问题。”然而，本文对深圳例子的深入研究表明，考虑到市政活动的层面，对于理解中国国家主导的创新的内部运作至关重要。只有在城市层面，所有必要的先决条件才会存在，以便确定要应用的支持工具的范围和它们的实施。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当地的技术和组织专长，包括那些提供所需产品和服务的公司与政府和规划机构的特定行为者组合，以及协调的政治意愿，使国家创新议程在当地得到体现。因此，市级和区级政府履行了相对于中央政府的补充作用，因为他们探索如何提供一个广泛的和以技术为中心的国家议程，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和功能的地方形式。

然而，深圳在这一领域的明显成功，也可能是由于当地的先决条件，而不仅仅是成功的政策和财政能力。深圳的经济历史很年轻，与内燃机及其汽车使用无关。因此，市政府将自己的战略和比亚迪的商业目标视为一种潜在的双赢局面：基于比亚迪未来的成功，深圳的经济有朝一日可能会在发展中的NEV价值链中占据首要位置。这就是为什么推广电动比亚迪出租车和Potevio的充电基础设施等元素与在NEV中达到技术主导地位的战略和低碳发展战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腾讯或华为等本地IT企业可能希望在交通和车辆的数字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将提供一个密切相关的领域，使本地企业的利益与政策相重叠。

深圳的做法背后的另一个成功因素似乎是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能力集中，该政府机构非常强调产业和创新导向的发展。由于该委员会调整了中央政府的文件，并在市和区一级的市政政策和关键措施中加以实施，它有效地提供了创新和规划之间的联系，这对于依赖于适当的基础设施、组织和机构的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因此，NEV创新特别依赖于全面的国家活动，不仅包括技术角度，还包括城市空间内适当结构的角度。

1. 结论：创新、政策和城市

本文研究了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创新案例，它取决于市政层面上的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与西方政治制度相比，中国的政治制度为城市提供了某些优势，有助于政策的影响和转型的速度。当涉及到通过快速扩大新技术的应用来建立技术优势的任务时，将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监管手段，如禁止和命令纳入政策工具箱，就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关于城市在创新政策背景下的作用，概念性辩论应该承认并纳入这项工作的若干见解。

- 创新理论，特别是寻求和解释新技术如何获得市场份额的模型，当所研究的技术需要物理基础设施时必须以研究城市及其政策和规划工具为中心。

- 计划、配额和激励措施所依据的有约束力的目标数字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禁止和命令也是如此。

- 与创新有关的总体目标和战略的实施需要在地方层面上有修补的余地，目的是找到将地方机会与高层目标相结合的方法。

- 城市层面的成功方法将以行为者为中心，并将借鉴有关长期发展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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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LED INNOVATION AT THE CITY LEVEL:

POLICY MEASURES TO PROMOTE NEW ENERGY VEHICLES IN SHENZHEN, CHINA

Abstract. Unlike many Western countries, the Chinese state has a much more active role in innovation that includes direct involvement with actors in innovation processes and the use of state capacity, money, and power to attain certain goals. With the rise of China, innovation processes that critically depend on state action, often labeled state-led innovation, have thus received growing scholarly attention. However, only few contributions study the specific sector of new energy vehicles (NEV) and policy measures applied at the city level. This paper examines policy and planning tools used in Shenzhen, China, to assert innovation in the NEV industry, using an evaluation of documents and interviews. The paper finds that a city can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policy, and Chinese cities in particular make use of a broad set of innovation support measures ranging from binding quotas, public procurement, and incentives to bans and orders. The findings underline the importance of strong regulatory instruments that do not conform to the Western notion of market-compliant policy, but nevertheless work effectivel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Moreover, the results highlight how successful policy support for innovation in the NEV can be implemented.

Keywords: innovation, innovation policy, planning, new energy vehicles, Shenzhen.

China has been characterized as a state-led innovation system, and several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discuss the meaning of this characteristic (Liu and others 2011; Yang 2014; Liu and others 2017). However, very little knowledge exists regarding the questions of how China effectively promotes particular innovations, which policy instruments work most effectively, and at which administrative level they are applied. This lack of knowledge is highly relevant, as innovation successfully introduced in China, due to the economic size of the country, may easily become the de facto standard (Ernst and others 2014), and hence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worldwid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on. Gaining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novation policy instruments and the role of the local scale is thus of general importance. One of the newly emerging industries to which China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the new energy vehicle1 (NEV) industry. A successful and fast transition towards using NEV instead of combustion engines promises the gaining of a competitive edge over incumbent leaders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when it comes to the overall industryrsquo;s shift from internal combustion to electrical engines. This could eventually allow Chinarsquo;s firms to capture larger parts of the automotive value chains and increase market share and employment. Hence, NEV was selected in 2009 as a field of priority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s well as by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s (Altenburg and others 2016; Tyfield and Zuev 2018). A fast transition towards NEV might yield other important results as well, such as a reduction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 reduction of pollution and thus improved air quality, and decreasing dependence on imports of crude oil. This paperrsquo;s focus, however, is on the statersquo;s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V innovation. However, there is a broad discussion about the policy approaches that governments may choose when it comes to fostering innovation (Johansson and others 2007; Borraacute;s and Edquist 2013). In the case of NEV, it seems most promising to speed up the application and use of existing technologies, thus increasing the size of the market, involving more users and producers, and increasing the opportunity for economies of scale to arise and for learning by using and learning by interacting (Anderson and Tushman 1990; Murmann and Frenken 2006; Altenburg and others 2016). Product and process innovation is still the domain of companies. However, helping an innovation to a get a foot into the market may be a crucial first step, as successful first applications may evolve into standards and allow firms involved to learn fast. It hence seems rational for a state to bear some of the sunk costs of introducing an innovation such as NEV, and to provide a conducive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local busines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start fast.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is discuss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case study of the innovation policy of a prominent municipal-level actor, the city of Shenzhen. Based on this paperrsquo;s findings, it is argued that state-led innovation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facet of the countryrsquo;s overall policy approach, which combines national-level regulation with local initiative, capacity, and directives. This paper also shows that planning tools---which can be much more powerful in dirigiste, one-party systems---can be effectively used to promote innovation. The results can be linked to the topic of state-led innovation in general, and to its importance for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Chinarsquo;s innovation-oriented transformation.

lt;lt;A-HEADgt;gt; CONCEPTUAL REMARKS: THE CHINESE STATE AND INNOVATION

There is a broad consensus in the related literature that innovation processes in the Chinese innovation system are often state-led (Liu and others 2011; Zhou and Liu 2016; Liu and others 2017). In the context of this paper, the term state-led innovation will be used to denote innovation that is produced by companies and that involves and partly depends on state activity and direct state influence on the innovation processes, affecting relevant inputs,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al factors, or markets. The following literature review provides a brief summary of the goals and instruments of innovation policy and outlines selected particularities of Chinarsquo;s innov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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