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企业的创新水平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现有文献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某些因素进行了分析，如法律保护制度、国家产业政策、企业管理水平、企业资产结构等。朱欢（2012）研究发现权益融资比债务融资更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孙莹（2013）通过实证检验税收激励政策通过影响企业对创新活动的投入从而对创新绩效产生效应，即创新投入在税收激励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效应。王丽芳（2014）采用中国上市公司具有竞争性行业的最新企业数据，使用统计分析以及APES案例研究等方法详细分析了公司治理三个系统中的要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分析显示，在公司治理的制度系统方面，产权明晰、治理机构运作规范和有效、董事会规模适度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在公司治理的动力系统方面，股权配置具有一定制衡度以及对高管的长期激励机制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
关于政府如何引导企业进行创新，陈丹等（2019）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行政指令并不会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产出产生显著影响，政府应当采取偏市场化的激励手段促进企业创新，例如给予企业必要的、不建立在短期指标上的政府补贴。政府补贴能够补充企业自身所缺乏的创新资源（Tether，2002），从而降低企业自身创新努力的边际成本和不确定性、分散企业创新活动的风险（Almus amp;Czarnitzki，2003；Gonzaacute;lez amp; Pazoacute;，2008；Hussinger，2008；Lach，2002），进而促进企业的研发及创新活动（Beugelsdijk amp; Cornet，2002；Carboni，2011；Kangamp; Park，2012；Romijn amp; Albaladejo，2002；Yager amp;Schmidt，1997）。基于市场主导的制度逻辑（Besharov amp; Smith，2013），研发以及创新活动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和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此时，需要中介组织来扮演信号传递通道的角色，从而降低这种信息不对称（Brealey et al.，1977）。而政府补贴恰好就扮演了这种信号传递媒介通道的角色（Feldmanamp; Kelley，2006；Kleer，2010），它代表了政府对企业的认可，从而加强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使企业获取更多资源进行研发。
但是，除了以推动技术进步和保持竞争优势为目的的创新行为外，企业还存在以获取其他利益为目的的创新活动，是一种策略行为（ strategic behavior） （ Tong et al.，2014）。黎文靖和郑曼妮研究发现，中国产业政策激发企业创新更多的是一种创新策略而非实质性创新：受产业政策激励的企业，当年的专利申请显著增加，但只是非发明专利显著增加，追求创新“数量”而忽略创新“质量”。当公司预期将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时，其专利申请、特别是非发明专利申请显著增加，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财税手段使企业为“寻扶持”而创新。进一步对企业分组分析发现，上述现象只在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中显著。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更高的社会保险缴费比例意味着更强的劳动保护，这增加了企业成本结构的刚性，降低了企业的经营灵活性，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杠杆率，增加了企业的困境风险（Simintzi et al.，2015;Serfling，2016）。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管理者的目标与外部投资者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外部压力的增加会促使管理者放弃增值性风险项目（Stein， 1988; John et al.， 2008）。为了缓解这样的代理问题，股东可以与管理者重新签订合约，在减少福利的同时，给予管理者更多的股权激励（Xiaoran Nia，Weikang Zhu，2018）。通过股权激励将高管的利益与公司长期绩效捆绑在一起，实现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利润共享、风险共担，使股东利益与管理者利益相一致，能使高管从关注短期利益转为关注企业的长期创新发展。（Zahra S A，Garvis D M. 2000）。陈丹等（2019）的实证数据也说明，企业高管持股计划对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具有更显著的影响。
并且，社会保险支出的上涨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这就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挤占了企业用于技术进步的资金投入，导致企业无法进行提高生产效率的投资（David et al．，2007; Krishnan＆Puri，2014）。并且，上涨的社会保险支出也并不会完全由企业所负担，马双（2014）的实证研究说明，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将挤出员工工资的0.6%，减少员工福利的0.6%，社会养老保险未使得企业在职工工资与福利之间转换。对员工工资与福利的加总量，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其减少0.7%。对企业雇用人数，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雇用人数将减少0.8%。当期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导致员工对企业满意度以及自身努力程度的下降（Akerlof ＆ Yellen，1990）。赵健宇和陆正飞（2018）研究发现，企业为员工支付的养老保险占员工总薪酬的比重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且这一负向关系仅在员工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中显著。
彭昱（2018）通过数据统计与分析发现，当前我国的主要社会保险基金类别出现了收入增长率低于支出增长率的现象，基金累计结余也有增长乏力的趋势，这些显性或隐性的支出压力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险基金的可持续发展。汪润泉（2019）研究发现法定费率的提高则强化了企业避费动机，同时也会降低临近退休者的工作意愿导致老年劳动参与不足，如此进一步导致有效缴费不足。
另一方面，郑伟和孙祁祥（2003）分析得出，中国新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具有正面经济效应，包括资本量和产量的增加，资本—产出比提高，利率下降，工资率上升，两类劳动者个人效用上升，养老金替代率上升和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等。Catherine Mills（2003）认为社会保险制度的政策取向应以促进就业和人力资源的发展为核心，将社会保险支出引向从根本上杜绝不平等现象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化解社会风险，从而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秦淑贞（2018）的实证数据显示，社会保险支出对就业存在促进作用。
综上，进行企业社会保险支出水平与其创新水平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可以弥补现有文献对员工薪酬结构研究的缺乏，对进一步合理规划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引导企业进行高质量的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赵健宇,陆正飞.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会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吗?[J].经济研究,2018,53(10):97-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