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性别分工视角下二胎决策机制研究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在学术界的讨论中，作为最早期的生育行为研究，学者开始尝试解释人类的生育行为，主要有三大理论阵营：一是人口学家，人口研究的任务就是通过对人口数量的变化，人口的特征看到背后的基本法则，以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为代表，在总结了人口变化的规律后得出，人口必然为食物之类的生活资料所限制，因此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的增长。二是经济学，按照“理性人”的假设，家庭的生育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最典型的就是贝克尔的效用最大化理论，他将消费者需求理论引入到家庭经济行为的分析，他提出孩子是家庭生产的产品，家庭能够准确估计抚养孩子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决定是否生育，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父母会更偏向孩子质量的提高而非数量的提高。美国学者莱宾斯坦的生育-成本效用分析提出父母对子女的选择取决于生育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增加家庭就会多生孩子^[7]；三是社会学家的观点，社会学集中从多方面的研究视角来分析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影响生育率的各种综合性因素。通过对文献的整理与回顾，笔者将多位专家和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归纳和分析。主要分为两大方面，首先是对于未生育群体的二胎生育意愿研究，这一部分研究占据生育行为研究的主流，另一方面是对已育家庭的二胎生育决策研究。

对于未生育群体的二胎生育意愿研究，虽然各个学者针对不同的群体展开研究，包括城市双独家庭，城市单独家庭，农村贫困家庭，农村富裕家庭，职业女性，流动人口等多个群体，但共同点在于，都是通过各个全国或全省的追踪调查进行定量分析，建立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对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达成基本共识，我国的生育意愿水平逐渐降低，并且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存在较大显著差异，区别在于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探讨具体的影响因素。

微观上，影响二胎生育意愿的个人因素主要包括户口性质、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等，茅倬彦，罗昊在《符合二胎政策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实证研究》中从社会心理学入手，从微观视角分析妇女的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对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8]。茅倬彦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实证分析》中也从妇女角度入手，论证了妇女初育年龄，非自愿不孕不育，妇女的工作情况都会对生育意愿达成生育行为产生影响^[9]。李玉柱在《低生育水平地区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分析 ——来自江苏五县的调查》中提出，调查地区有相当比例的育龄妇女意愿子女数为2个，但是并没有生育二孩的计划，并通过回归分析论证，年龄较大、收入较低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育龄妇女更可能放弃二孩生育意愿^[10]。。王学义通过禀赋、场域这一新视角的研究来揭示中国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认为处于一定生育场域中的妇女，其各种禀赋因素相互耦合形成生育意愿，促使妇女生育意愿呈现出某些差异性特征，并最终支配、影响妇女的生育行为。妇女禀赋条件越改善、禀赋水平越高、生育场域越优化，其生育意愿、生育强度越低，生育行为越趋理性^[11]。职业对于生育动机也起一定的影响作用，顾和军，吕林杰在《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中以中国农村女性为样本，得出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劳动对生育数量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会降低其生育二胎的概率^[12]。

中观上，家庭经济因素和成员个体特征一直是研究重点，石智雷，杨云彦在《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中，通过对湖北省的调查中发现在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理想子女数达到2个但不打算要二孩的家庭中50% 的家庭是因为家庭经济压力大^[13]。陈芳在《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与行为的背离及其影响因素—来自4个城市的调查》中将关注点放在城市青年，借助2009年“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得出家庭流动状况与性别对于城市青年在生育子女数量上的意愿与行为的差异有显著影响^[14]。杨菊华，Susan E. Short在《中国的婚居模式与生育行为》中探讨居住模式与已婚妇女生行为之间的关系，从夫居增加二孩递进概率，从妻居则相反，“居住模式对于二孩的递进作用大于对于一孩递进的影响”^[15]。史宝琴在《论家庭变迁与人口的生育行为》中提出家庭规模的变迁，家庭权力结构的变迁，家庭经济模式的变迁，家庭生活方式的转变，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转变对于生育行为都产生了影响^[16]。

宏观上，宏观因素一方面包括宏观的经济因素，另一方面是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因素，王军在《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中称“即使将来完全放开生育政策，中国育龄人群也很有可能不会按照意愿生育水平进行生育”，城乡，家庭类型，受教育程度等不同人群的差异性也存在显著差异^[17]。韩雷，田龙鹏在《“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基于 2014 年湘潭市调研数据的分析》中借助2014年湘潭市调查数据提出外部生活成本过高影响了育龄妇女落实生育计划，不想生育二胎^[18]，而外部生活成本主要包括孩子受教育的成本以及医疗成本。人口迁移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杨雪，张竞月在《人口迁移对延边朝鲜族育龄妇女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程度分析》中提出流动迁移对朝鲜族育龄妇女是否选择生育的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城市迁出妇女的生育行为总是最低的，而农村未迁出妇女的生育行为总是最高的，但流动迁移对朝鲜族育龄妇女选择生育二胎的生育行为影响不完全显著^[19]。

育龄女性生育第一胎更多地是满足其心理上需求，虽然抚育子女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一定的经济成本，但是这些成本都不足以使她们放弃生育一个孩子所带来的心理收益和情感需求。而生育二胎时的边际收益相对一胎会显著降低，在这种处境下，现代家庭是如何从现代生育观念回归到类似于传统的多胎生育的二胎生育，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更加特殊与一胎孩子的状况以及家庭状况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卿树涛，彭振国，许尚锋，张友良，李志芳着眼与农村群体在《我国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以湖南省拆迁户为例》提出对于第一胎孩子的状况，包括性别，健康是否符合预期会对继续的生育行为产生影响，家庭首先根据生育意愿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对第一胎孩子的状况进行考察后，并与预期相比较，如果孩子的状况符合预期将不再生育，如果孩子的状况与预期不一致，个人再决定养育孩子的最大数量，是否符合预期以及不符合预期之后是否继续生育又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20]

马良，方行明，雷震，蔡晓陈^[21]在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第一胎）性别可以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独生男孩对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城市居民和父亲更显著。

葛佳在对湘西农村富人的二胎生育实践的考察中发现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本影响二胎生育决策，在现代生育观念占主导的村庄，出现二胎生育的回升，且生育主体是村庄经济精英，并且存在与富人阶层的二胎生育并非追求“生儿子”，而是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条件下“生个伴”，从而满足二孩意愿、防范失独风险和建立旁系支持等需求^[22]。

肖建磊，黄宵，张俊辉，朱富，刘丁容，何会娟，杨超在对泸州市育有一子的家庭的调查中发现，头胎为剖宫产的家庭更不愿意生二胎，父母要求生二胎的家庭生育意愿更强，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越高，二胎生育意愿越强^[23]。

学者们对于生育行为的研究是比较全面的，研究涉及了生育行为的解释，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因素，学者都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但是存在两个不足，其一是，原因分析是生育行为研究的重点，然而近年来学者在解释的维度上已然没有太多突破，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宏观上的经济水平分析，中观家庭上的家庭经济收入以及不同家庭类型，微观上的妇女年龄以及受教育水平，创新之处仅停留在对于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创新，群体上城市流动人口，白领群体，农村拆迁户，双独家庭与单独家庭，少数民族群体是研究的创新点，地区上突破了传统的江苏地区，北京上海地区扩展到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各种研究用同一套解释体系，其二是，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变量的最大特征就是客观，因为许多学者的研究是建立在大规模的数据调查基础之上，定量分析的优势是能够客观的推导一个普遍的规律，然而缺点也不言而喻，很难测量主观的一些变量，对于生育二胎决策机制缺乏深入分析，然而笔者认为，生育行为是一个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行为，是一个涉及到家庭分工的事情，因此从家庭内部出发解释生育行为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中国，家庭内部依然存在十分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这一点作为一个突出有特殊的特征应该被考虑到影响二胎决策的机制之中。其三，在文献综述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于未生育人群生育意愿的研究占据主流，而未生育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悖离已成共识，影响准确预测全面二胎之后的生育率。而二胎决策本身就建立在已有一子的基础之上，对于已育人群的研究却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