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标志经济学：发展中国家地理标志研究的概念框架外文翻译资料

地理标志经济学：发展中国家地理标志研究的概念框架

原文作者：Cerkia Bramley, Estelle Bienabe ， Johann Kirsten*

单位：The Econom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一、导言

在过去20年中，世界许多地区的农产品系统都经历了向市场差异化和产品扩散的重大转变。这种产品的增殖和分化与艾莱尔（2003）所描述的“食品的非物质化和质量的制度化”相关联，这正转化为日益复杂的质量和新的质量公约。这些机构超越了通过价格机制进行市场定价和质量信号传递的新古典模式，而在这种情况下，定义和执行质量标准和规范的机构成为市场机制运作的关键。人们对农产品“质量”的需求和关注日益增长，这是一系列因素的结果，例如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认识增强，人们对某些食品的社会文化地位提高，人们对烹饪遗产重新产生兴趣和怀念（Ilberry和Kneafsey（2000））。原产地标记产品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因为过去十年来食品部门的趋势表明，消费者越来越重视能够与某个地方或特殊生产手段联系在一起的产品（Libery和Kneafsey（1998））。

鉴于以农产品价格下降为特征的全球竞争环境，这种传统和优质产品与文化联系紧密的趋势为增值产品的生产商提供了与特定地理来源的紧密联系，有机会通过差异化从商品市场转移到利润更丰厚的利基市场。因此，地域来源成为农产品市场差异化的战略工具。然而，这种营销策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确保产品本地化的措施。因此，近年来，国际上对原产地标记产品的监管规则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事实证明，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在性质和范围上存在争议，正如TRIPS谈判期间引发的分歧性辩论所反映的那样，各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主要是基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压力，以及保护的经济影响。

与其他显著标志一样，保护本地化产品的经济学基础是信息和声誉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表明：（1）防止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时产生的市场扭曲；（2）避免这种信息不对称对产出质量的影响（经合组织（2000））。声誉在以不完全信息为特征的市场研究中的应用（Stiglitz（1989），Tirole（1988））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与信息不对称相关的市场失灵。然而，通过避免信息不对称的后果，成功地利用声誉来恢复市场的效率，需要通过一个可以被视为“声誉制度化”的过程来保护声誉（Belletti（1999））。像地理标志这样的独特标志可以通过使用防止利益被挪用的法律文书，使产品与该地区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制度化来实现这一点。因此，地理标志可以被视为声誉制度化进程的结果，以便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对声誉的搭便车而产生的某些问题。这突出了地理信息保护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它既是消费者保护措施（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和质量问题）又是生产者保护措施（通过其保护资产声誉的作用）（经合组织（2000年））。

除了地理标志的经济基础之外，欧洲的政策和文献也强调地理标志的潜力，从而改善基于当地资源的农村生计（Pacciani等人（2001年）），从而促进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农村社区根据当地专有技术（包括选择、生产和加工）与土壤和气候等特殊环境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开发出了典型的产品（世界银行报告（2004年））。然而，市场并不一定会奖励这些传统产品的附加值，而且它的增加值不一定会增加到生产者身上。这是一个更大的范围，因为缺乏一个明确的和公认的特征的产品或缺乏监管和执行机制。对地理标志的法律承认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体制工具，从而使农村社区有机会根据当地的品味，将当地的生产和开采价值化。

这些方面突出了德国劳埃德船级社保护所追求的三个基本目标，即消费者保护、生产者保护和农村发展。在这些更广泛的目标下有各种相关的目标，包括从德国劳埃德船级社分类为知识产权的目标。德国劳埃德船级社保护的不同层面和目标使我们得以深入了解该主题的多学科性质，包括法律、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尽管如此，地理标志迄今为止，很大程度上是从法律角度研究了保护生产者免受名称和标志篡夺的其他方式之间的协调（O Connor（2004））。关于地理标志的潜在经济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仍有许多研究要做，本文的中心宗旨是确定地理标志保护的不同经济层面以及研究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本文首先介绍了促进德国劳埃德船级社保护的制度框架类型。第3节接着阐述了保护地理标志的经济理由。本文旨在对地理标志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潜力进行综合研究。为此，本文第4节概述了评估地理标志不同经济维度所采用的不同方法。最后，第5节提出了研究发展中国家地理标志的概念方法。

二、制度景观

2.1地理标志保护的不同法律途径

地理标志的不同层面紧密地嵌入了促进其保护的不同法律和制度框架中。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谈判期间，就给予地理标志的保护的性质和范围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从根本上讲，保护它们的两种不同的方法首先是依靠现有的知识产权和不正当竞争法。某些国家，如美国，认为地理标志在这一框架内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保护地理标志的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专门为此目的设计的立法。例如，欧盟认为，它们在现行商标法中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因此要求保护和建立多边登记。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德国劳埃德船级社的保护没有规定性，它只要求成员国提供“法律手段”来防止。要么使用任何方法误导公众，使其误认为货物的地理来源。或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任何用途。因此，只要符合TRIPS规定的最低标准，各国就可以在国家一级自由地规范地理标志的保护。因此，各国已选择要么遵循欧盟的做法，要么颁布专门立法，要么在现行商标法下实施美国保护哲学。各发展中国家已通过不同的法律途径，朝着保护地理标志的方向迈进。例如，印度颁布了《地理标志登记法》，允许对地理标志本身进行登记。迄今为止，包括南非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已选择通过商标法保护地理标志。不同的做法在政府参与程度、使用监测和执行方面都有所不同。

2.2组织和控制

根据给予地理标志保护的法律制度，控制和组织问题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与商标不同的是，地理标志是识别企业商品的标志，与商标形成鲜明对比，是识别企业货物的标志，因此不受任何地域联系、地理位置的限制是地理标志的核心（Marsden（1998）。地理标志在地理上的这种相互交织的特性对带原产地标签的供应链的组织和控制具有一定的影响。正如Belleti（2002）所提到的，原产地标记产品通常具有“集体层面”的特征，即它们不仅与许多生产商和加工商的技能有关，而且还与当地创造的公共产品以及当地社区的历史、习惯和文化有关。这就需要建立协作网络，通过协作网络，许多参与者可以像单个公司那样共同管理共同的产品。

这些参与者可以是高度异构的，因为他们可能直接参与生产和分销活动，也可能不直接参与生产和分销活动。此外，他们可能是个人或集体性质的，如果他们是集体性质的，他们可能是公共机构或生产加工组织（Pacciani等人（2001））。通常认为，与生产标有原产地的产品有关的活动应位于该领土内。然而，这忽略了任何非本地演员谁参与生产的原产地标标志产品。

这种行为体的多样性导致了目标的多样性，这些目标是通过对标有原产地的产品进行价值化来实现的。通常这些目标超出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包括其他社会文化目标。这种多样性在欧盟现行的增值制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根据第510/2006号欧洲法规，原产地标记产品的保护是围绕三组参与者进行的：生产商、生产商、监管机构和检验机构。

尽管这些行为体在生产和销售共同产品时在经济和法律上保持独立，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在于，它们的活动产生了一种特定的原始产品，其主要特征由生产守则决定。这种共同利益是生产者之间独立与相互依存的独特表现，即每一个生产者都追求自己的目标。这强调了一个事实，即贴上原产地标签的产品源于一个集体过程。Menard（2000）指出，与合作和集体生产相关的优势有很多：首先，在获取信息方面的规模经济。第二，在面临意外情况时集团之间的风险承担。第三，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第四，由于更加发达的生产力而提高的“责任感”。不过，他强调，合作也有局限性和成本，原因是：

（1）通过选择成员（事前）的搭便车战略和一旦选择（事后）的装病行为；

（2）可能妨碍指挥优势的集体决策；

（3）串通和发展附带付款的动机；

（4）高在以团队为导向的组织中处理信息和沟通的成本。

这些与集体行动相关的优势和限制突出了协调和组织生产原产地标记产品的重要性。

三、地理标志保护的经济基础

地理标志保护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源于这样的事实：原产地可以用作质量信号，而该地区的资源可以作为质量属性捕获在标有质量属性的原产地产品中（Pacciani等人（2001））。在第一种情况下，强调地名的信息意义，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在以产地为属性的情况下，区域资源被用来增加产品的价值。这些资源可能包括生产技术、品种和种类等方面，但也包括一般地区的资源，如景观，环境和文化（Pacciani（2001）从这些资源中获得的附加值导致基于产品“质量”的差异化。制度化过程中产生的集体垄断，为原产地标记利基市场内的生产者提供了保护和提升市场、将附加值转化为经济租金的机会。虽然溢价可能很小，但地理标志通过按产地区分产品、限制供应和制造进入壁垒，可能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营销工具，可以改善市场准入。

经合组织（1995年）的一项研究确定了一些影响以利基市场为目标的结构企业成功的因素。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两个主要因素：市场准入和差异化。研究发现，解决这些因素的一种方法是集体努力，以发展竞争优势。这种方法很好地适应了原产地标记的价值化战略，确认了保护地理标志的经济基础地理标志，此外，还可能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农村发展工具，这已得到欧盟的承认，反映在各种政策和条例中。这种农村发展潜力确实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其领土内纪念和支持标有原产地的产品的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以便了解地理标志在欧盟和更远地区日益重要。下面的讨论总结了构成保护地理标志的经济理论基础的因素。讨论借鉴了不同的经济理论，说明如何通过地理标志的使用来实现消费者和生产者保护以及农村发展的目标，从而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3.1信息不对称和声誉的作用

云雀表明货物地理来源的信誉百灵鸟的作用是商人最早使用的商标类型，通过使用独特的标志来唤起地理来源，以此作为利用当地声誉的手段（Rangnekar（2003年），这个协会暗示了保护地理标志和商标的经济原理的相似性。保护这些独特标志的经济学基础是信息和声誉的经济学理论（Rangnekar（2003b））这些理论证明了地理标志防止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产生的市场扭曲的重要性，以及避免这种后果的重要性。关于产出质量水平的信息不对称（经合组织（2000年）、纳尔逊（1970年））表明，消费者无法完全获得有关商品价格的信息，更无法获得商品质量的信息。

因此，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生产者知道产品属性，而消费者却不知道，只能通过搜索或体验来确定产品属性，或者根本无法确定产品属性（经合组织（2000））。这种信息缺口导致了典型的市场信息问题，表现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最初由阿克洛夫（1970）在他的二手车市场研究中描述。就农产品而言。显然，信息不对称对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总供应质量下降，更高质量的产品被赶出市场，一些消费者将不再能够满足他们的偏好（经合组织（2000年））。保持产品质量的生产者面临着以同样价格销售低质量产品的生产者的不正当竞争。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此类行为的侵害，消费者采取了多种策略。这些措施包括重复购买、培养强烈的品牌忠诚度和愿意为声誉支付溢价。作为回应，生产商采取策略在其产品中创造声誉。

声誉的概念应用于对信息不完全市场的研究（Stiglitz（1989）Tirole（1988），有助于克服与信息不对称相关的市场失灵。然而，通过避免信息不对称的后果，成功地利用声誉来恢复市场效率，这就要求通过一种可以被视为“声誉制度化”的程序来保护声誉（Belletti（1999）地理标志等独特标志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通过正式确定产品与地区和传统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防止利益被挪用的法律文书来实现。这些标志体现了代表性，因为它们标志着某种程度的质量地理标志作为一种质量标志的集体性质，意味着标志的使用不限于一个生产者，而是指在遵守行为守则的指定范围内的所有生产者。因此，产品声誉是不同代理人在同一生产领域的行为的结果，并通过传统在一段时间内预测（Marty（1998））。总之，可以说地理标志是一个集体声誉制度化的过程的结果，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对声誉的搭便车所产生的某些问题（Belletti（1999））。如上所述，信息和声誉理论突出了地理标志保护的两个重要特征，即它既是消费者保护措施（通过地址地理标志信息不对称和质量）又是生产者保护措施（通过其作为资产的角色保护声誉）（Rangnekar（2003b））。

3.2改善市场准入

地理标志除了在克服信息不对称和自由化对声誉的不利影响方面发挥作用外，还反映了与一个区域相关的特征和价值，从而反映了区域质量。因此，领域超越了单纯的信息角色，获得了属性的特征（Pacciani等人（2001））。区域资源（景观、文化历史资源和地方风味）嵌入到原产地标识产品中，从而综合产品名称中的地域属性。地理标志的经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差别化和市场化的生态经济学基础上的，它是一种通过发展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来改善地理标志产品市场准入的属性。这种“联盟构建的差异化”允许小生产者创造类似于商标的竞争优势。然而Alavoine-Mornas（1997）警告说，如果消费者认识到产品的价值，典型的本地区给产品带来的创意通常会导致差异化。这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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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S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ERKIA BRAMLEY*, ESTELLE BIEacute;NABE** AND JOHANN KIRSTEN*

1.INTRODUCTION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grifood systems have experienced a significant move towards market differentiation and product proliferation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is product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what Allaire (2003) described as “the immaterialization of food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quality”, which is translating into an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quality and new quality conventions. These institutions go beyond the neo-classical model of market pricing and quality signaling through price mechanisms, to instances where institutions that define and enforce quality standards and norms become key to the performance of market mechanisms. As stated by Sauveacute;e and Valceschini (2003): “In the current competitive universe, the definition of quality and the information on qualities are from now on at the heart of the competitive strategies of economic actors”.

The growing demand for and attention to the “qualities” of agrifood products is a result of a range of factors such as the increased awareness of food safety, the socio cultural status of consuming certain foods and renewed interest in and nostalgia for culinary heritage (Ilberry and Kneafsey (2000)). Origin-labeled products are an important example of this, as trends in the food sector over the past decade indicate that consumers are increasingly placing value on products they can associate with a certain place and/or special means of production (Ilbery and Kneafsey (1998)).

Given the global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declining agricultural commodity prices, this trend towards traditional and/or quality products with a strong cultural link provides producers of value added products with a strong link to a particular geographical origin,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move away from commodity markets into more lucrative niche markets through differentiation. As such, territorial origin becomes a strategic tool for differentiation in agrifood markets. However, the success of such a marketing strategy depends largely on whether there are measures in place that ensure localization of production. As a result, international rules for the regulation of origin-labeled produc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recent year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GI) protection has, however, proved controversial with respect to the nature and the scope of the protection to be granted, as reflected by the divisive debate that ensued during the TRIPS negotiations where countriesrsquo; desire to protect this IPR has largely been based on political pressure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s well as the perceived economic impact of protection.

As with other distinctive signs, the economics underlying the protection of localized products is founded on the economic theories of information and reputation. These theories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1) preventing the market distortions that arise when there is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betwee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and (2) averting the consequences of such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on the level of output quality (OECD (2000)). Reputation, as used in studies of markets characterized by imperfect information (Stiglitz (1989), Tirole (1988)), aids to an extent to overcome the market failure associated with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successful use of reputation to restore efficiency to the market through averting the consequences of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requires that that reputation be protected through a process which can be viewed as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reputation” (Belletti (1999)). Distinctive signs such a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can achieve this by institutionali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duct and the region and/or tradition through the use of legal instruments that prevent the misappropriation of benefit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can thus be viewed as the result of a process whereby reputation is institutionalized in order to solve certain problems that arise from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free riding on reputation. This highlights a fundamental feature of GI protection i.e. that it functions as both a consumer protection measure (through addressing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and quality) and a producer protection measure (through its role in protecting reputation as an asset) (OECD (2000)).

Apart from, and partly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economics underlying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both European policies and the literature emphasize the potential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to improve rural livelihoods based on local resources (Pacciani et al (2001)) and, thus, advance rural development. Worldwide, rural communities have developed typical products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know how (including selection,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and particula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such as the soil and climate (World Bank Report (2004)). However, the market does not necessarily reward the value added to these traditional products and when it does the added value does not necessarily accrue to the producers. This is to a large extent due to a lack of a well-defined and recognize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roduct or to a lack of regulations and enforcement mechanisms. The legal recogni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provides an institutional tool through which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and consequently provide rural communitie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valorize their local production and extract rents based on local savoir faire.

These dimensions highlight the three basic objectives pursued through GI protection, i.e. consumer protection, producer protec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Various related objectives are pursued under t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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