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经营多元化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开题报告

一、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和人本管理的兴起，幸福感越来越多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将幸福感研究融合到管理学研究中越来越多见。

此外，企业应专业化经营还是多元化运作, 这是一个自 Rumelt( 1974) 的开创性研究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有巨大争议、但是在实践中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姜付秀、刘志彪、陆正飞,2005) 。企业的多元化动机源于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 ( Hoskisson and Hitt,1990) , 这一点已为人们所接受。但是, 从现实情况来看, 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对多元化的动机进行完全、深入的分析, 不同领域的学者只是按照自己的研究设计, 从自己所处的学科领域提出自己的观点或理论，很少有研究将地区幸福感作为自变量考察其变化对其他变量的影响程度。本研究将地区幸福感与企业经营多元化相联系,研究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经营多元化的影响还是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二）实践意义

首先，引起管理者或当权者对幸福感的重视，为提高幸福感的管理实践提供了思路。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管理者或当权者不应当仅以经济上的成果来评估绩效的优劣。应该更加关注人们的幸福水平，这不仅符合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其次，为企业管理层实施多元化还是专一化的经营战略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利于管理层更加理智和全面的评估企业是是否应该进行多元化经营。

因此，本研究不仅为地区幸福感与企业经营多元化的关系提供实证支持，同时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的指导意义，进一步丰富了幸福感研究领域，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关于企业经营多元化的研究

1.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有关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文献可以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着重研究多元化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注重考察企业多元化的动机，其中又以考察公司治理对多元化的影响为主。

（1） 多元化与企业绩效

总体而言，大多数关于多元化实证研究的文献都是为了分析多元化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同时也验证了不同的企业多元化理论。有关于此的争议也最大，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比较统一的结论。代表性的文献大致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学者经验证据表明：多元化经营有损企业价值。Lang和Stulz (1994)的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在1978-1990年间，CIS数据库中企业以托宾Q值度量的多元化折价

在0.23-0.48之间。Berger和Ofek (1995)发现：多部门企业的多元化折价大约在18.1-21.7%之间。这一时期，在管理学和公司金融学领域，关于企业多元化尤其是联合企业多元化有损公司价值这点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进入 20 世纪 90年代末以后，有些学者开始对企业多元化有损公司价值这个命题提出质疑和挑战。一种是强调忽视了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而导致的研究偏误。Campa和Kedia (2002)发现多元化企业在实施多元化战略之前就存在折价交易。Gomes 和Livdan (2004)采用动态经营战略模型研究表明多元化决策与企业的内在特性显著相关，当企业规模过大，边际产出将下降，此时企业就会开始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另一种是强调研究数据的缺陷导致的偏误。Villalonga（2004）比较了 BITS 和 Compustat 数据，发现Compustat企业（大多数开展无关联行业的并购重组）存在多元化折价而 BITS企业（大多数进行相关行业的并购重组）则存在多元化溢价。

（2）公司治理与多元化

国外学者主要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等方面对多元化与治理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May(1995)利用 1979－1990年间Compustat和CRSP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 CEO个人财富与企业价值的比率同多元化程度成正比，表明 CEO希望通过多元化经营降低其所持股份的风险。Denis等人(1997)将销售额在 2000万美元以上的99个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多元化水平与经营者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之间负相关。S.S.Chen和K.W.Ho(2000)对145个新加坡公司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大公司较小公司更容易多元化，多元化水平和外部股东所有权负相关，和内部人持股无关。Aggarwal和Samwick(2003)的实证结果表明，多元化决策和CEO激励方式都是内生变量，若代理成本来自 CEO寻求降低经营风险，那么多元化程度与CEO持股比例成反比，若代理成本来自CEO寻求非货币私人利益，那么多元化程度与CEO持股比例成正比。Pornsit Jiraporn等人(2006) 研究发现：对于行业多元化公司，股东权利越是受到限制性治理条例抑制，企业就会遭受越多的多元化折价，而地理多元化公司这点则不明显。他们认为弱股东权利使管理者进行不明智地多元化经营，从而导致企业价值的降低。

2.国内研究现状

严格来说，国内学者对企业多元化经营问题的规范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截止到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从管理战略学的角度，定性地分析多元化经营的动因和利弊。且这种描述性的研究占大多数，如张玉明和任晓宇(1999)认为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动机包括规避行业危机、充分利用资源和发挥企业家精神；易行健(2003)认为股权结构不合理是我国上市公司落入多元化经营陷阱的重要因素；黄山等人(2006)指出，中国企业集团的多元化主要是转型期各种内外部刺激因素推动的结果。

二是遵循国外定量研究的范式，以对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验证为主，但得到的结论不一致。其中，较早的研究如刘力(1997)发现多元化经营与企业效益(由资产收益率衡量)及资产负债率之间没有相关性。尹义省(1998)对中国292家大型企业多元化的分布特征、行业特征、地域特征、多元化与盈利、风险及市场结构等因素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大型企业中，低度多元化企业的经济效益显著高于相关多元化、非相关多元化、高度多元化；相关多元化企业的效益显著高于非相关多元化企业；高度多元化企业与非相关多元化企业之间经济效益差异不显著。金晓斌等人(2002)套用Matsusaka (2001)的搜寻匹配模型，认为多元化经营本身是中性的，是竞争条件下公司价值最大化所要求的一种行为。苏冬蔚(2005)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存在比较显著的多元化溢价。并且，价值高的上市公司同时具有较高的多元化水平，对外部资本市场依赖程度低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而贾良定等人(2005)则采用不同以往的方法、对象来研究，他们选择了1981－2000年间140篇西方一流学术期刊上有关企业多元化的论文、114位MBA学员的有关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开放式问卷，以及当今中国30位著名CEO有关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公开言论为研究样本，运用相似分析发现：在多元化动机上，西方理论界更强调资源、交易费用和代理因素，而中国企业界更强调资产组合、政府政策和制度因素；西方理论界比较强调当企业面临威胁时进行多元化，而中国企业界比较强调当企业有实力时进行多元化；西方理论界非常强调所选产业的关联性，而中国企业界比较平衡地考虑关联性和吸引力。周晓艳(2004)通过对2000 年－2002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多元化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国家股比例、股权集中度和多元化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流通A股比例和公司多元化呈U型曲线关系；法人股比例和公司多元化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秦拯等人(2004)以上证180指数的成份公司为样本，运用方差分析，研究发现：多元化程度不同的上市公司，领导权结构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存在显著差异，但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董事会和高管持股比例不存在显著区别。潘瑞姣(2006)研究发现，股权分置对上市公司是否选择多元化经营以及对多元化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的选择均有显著影响。姜付秀(2006)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模式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组织理性动机（降低公司风险）和个人理性动机（公司高管出于利己动机的考虑）。

（二）关于地区幸福感的研究

1.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中期，国外学者对幸福感问题展开研究。Wamer Wilson（1967）撰写的《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标志着西方现代意义的幸福感研究的开始。此后，西方学者围绕幸福感研究取向、幸福感影响因素、幸福感测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成果。目前，将幸福感研究融合到管理学研究中越来越多见（Ashkanasy，2011；Blanchflower和Oswald，2011；Judge和Kammeyer-Mueller，2011)。Leung等(2011)运用加拿大的样本数据全面地考察了信任、网络、规范、归属感等四类社会资本变量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所有这些社会资本变量均在不同程度上与幸福感显密切相关。Bjrnskov(2008)运用美国48个州的的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社会信任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运用不同国家和地区层面的调查数据，相关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变量如信任等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Bjrnskov(2003)的研究表明，在解释国家之间的幸福感差异时，社会资本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更多的社会资本水平和较高的信任水平能够提高幸福感水平以及降低自杀率，Helliwell(2006)运用多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发现了这一点。故可将地区幸福感视为该城市的一个社会资本维度，地区幸福感程度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该城市的信任、网络、道德规范等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地区幸福感功能的发挥类似于非正式制度安排。由于地区幸福感是地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地区幸福感能够发挥社会资本的类似作用。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修宗峰首先研究了幸福感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开启了幸福感与企业行为研究的大门。修宗峰（2015）关于地区幸福感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指出，地区幸福感对企业行为影响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是企业家（或公司高管）个体自身。除正式制度外，非正式制度同样对社会个体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地区幸福感这一社会资本变量也对企业家价值观和社会行为产生作用。

三、应用前景

引起管理者对幸福感这一指标的重视，也为企业管理者作出多元化还是专一化经营的战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丰富了国内关于幸福感领域的研究。

[1] Ashkanasy, N. M.. International Happiness: A MultilevelPerspectiv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1, 25(1).

[2] Bjornskov, C.. Social Capital and Happ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J]. Applied Research Quality Life, 2008, 3.

[3] Judge, T. A., and J. D. Kammeyer-Mueller. Happiness as a SocietalValu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1, 25(1).

[4] Kim, S., and H. Kim, 2009, Does Cultural Capital Matter?: Cultural Divide and Quality of Lif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3(2).

[5] 修宗峰.地区幸福感、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J].证券市场导报,2015,(02).

[6] 陈莉,张卓.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及其系统风险研究[J].企业经济,2005, (02).

[7] 洪道麟等.多元化并购 、企业长期绩效损失及其选择动因[J].经济科学,2006,( 05) .

[8] 姜付秀.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决定因素研究[J].管理世界,2006 ,(05) .

[9] 姜付秀,刘志彪,陆正飞 .多元化经营 、企业价值与收益波动研究[J].财经问题研,2006, (11) .

[10] 李强,刘善敏.地方政府干预、行业集中度与公司多元化[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 ,(05 ).

[11] 张翼,李习,许德音.代理问题 、股权结构与公司多元化[J].经济科学,2005 ,(03) .

[12] 张翼,刘巍,龚六堂 .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5 ,(09) .

[13] 朱江.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和经营业绩[J].经济研究,1999 ,(11) .

[14] 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15] 修宗峰, 杜兴强.幸福感、社会资本与代理成本[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 (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