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开题报告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这一连接亚欧大陆海上和陆地经济带的合作倡议，使中国的外资政策由原来的大力引进逐渐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为中国和沿线国家的经济与合作注入了新动力，也对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2013年至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超过7.8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1173.1亿美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万家，2019年当年实现直接投资186.9亿美元，同比增长4.5%，占同期流量的13.7%；年末存量1794.7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8.2%。仅2020年1-9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30.2亿美元，同比增长29.7%，占同期总额的16.5%，较上年提升4.1个百分点。对外投资合作带动了国内产品和服务的出口，促进了国内就业，更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为了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政府不断完善与对外投资相关的政策法规，颁发一系列鼓励对外投资的行政法令。同时企业也积极制定对外投资战略来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竞争实力，除了进行合适的投资方式及产业的选择，区位选择也同样重要，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这涉及东道国的经济总量、政治环境、资源和成本等多种因素，通过分析各因素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来帮助企业制定更有利的对外投资选址决策战略很有必要。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本文研究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主要借助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首先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现状做出理论分析，着重于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的因素研究，选取了2013-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指标非平衡面板数据，经过筛选和剔除变量缺失值，总共获得了50组国家年度样本数据，然后在一般化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东道国要素禀赋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建立出回归模型，最后由回归数据得出相关结论。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现状，探讨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能得出什么结论？探讨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从而分析中国应该如何制定相应的投资决策以应多元化的全球市场，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特定的竞争优势？

写作提纲：第一部分：引言和文献综述（1）研究背景及意义（2）文献综述（3）研究思路；第二部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分析；第三部分：东道国制度质量影响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分析；第四部分：东道国制度质量影响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设计（1）指标选择（2）模型构建（3）实证分析；第五部分：结论及政策建议。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中国政府正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实施，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诸多数据也表明“一带一路”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其背后仍然存在系列问题亟待解决。根据国内外相关学者专家们的理论研究分析发现，其中在影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制度因素方面，有关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分析结论比较一致, 即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和外资流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Laura Alfaro，2008）；但来自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制度的反应则不尽相同（CristinaJude，2017）。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例, 一些文献发现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在该国的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宗芳宇、路江涌,2012；王金波，2018);还有一些文献却发现, 中国企业在那些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更具比较优势（Iva Kolstad、Arne Wiig，2012）,在最不发达国家拥有非市场优势（Alvaro Cuervo-Cazurra，2011）。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呈现一定的“制度风险偏好”特征（Bala Ramasamy、MatthewYeung，2012）。不过, 杨娇辉等（2016）研究表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风险偏好特性实际是一个假象, “当使用相对制度质量指标并控制东道国资本密集度与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影响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呈现出与主流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完全相符的风险规避特征”。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1．2022年11月20日（本学期第十周）——完成选题工作；

2．2022年12月11日前——完成开题工作；

3．2022年3月19日前——完成初稿和中期检查工作；

5. 参考文献

[1] 张岳然,费瑾.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06):116-141.

[2] 李建军,胡宗义,邓羽佳.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j].商业研究,2019(08):55-62.

[3] 王金波.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2005～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定量研究[j].当代亚太，2019（03）：4-28 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