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开放对企业创新与出口绩效研究开题报告

 2023-02-26 06:02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学术价值

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在大国博弈中显得越发重要。而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与创新的巨大研发支出往往成为制约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于此同时,在目前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如何通过创新保持企业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出口的机制研究也并不完善。本文旨在利用2011-2013《中国专利创新数据库》定量研究,各不同城市金融开放程度如何影响企业层面创新绩效?并且企业创新能力异质性、生产率差异、所有权性质等因素如何影响金融开放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幅度?更进一步,本文将分析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对企业在出口市场表现的影响,并通过机制分离识别出金融开放的贸易促进效应。

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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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研究内容

1.梳理国内外最新文献;

2.分析金融开放对企业创新及出口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应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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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是关于技术领先与后发优势两种阶段下研发模式选择的相关研究。多数文献认为,在全球化分工中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前沿,通过不断自主创新获得技术领先优势,而对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充分利用技术的后发优势,通过成熟的技术引进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林毅夫、张鹏飞,200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充分利用,特别是引进和吸收国外科技成果迅速提高了国内生产效率(傅晓霞、吴利学,2013)。但也有不少研究认为,长期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依赖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李小平,2007;吴延兵,2008;唐末兵等,2014;肖利平、谢丹阳,2016;张杰等,2020)。张杰等(2020)认为对外技术引进鼓励政策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一定局限性:一方面,对外技术引进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性;另一方面,对外技术引进对本土创新滞后的促进作用只对创新能力位于特定分布的本土企业存在显著性影。肖利平、谢丹阳(2016)更是发现对外技术引进对于技术能力较低地区创新与新产品增长都存在显著的负效应。stiglitz(2000)更早前强调发展中国家需要“全球搜寻、本地再开发”。lee和lim(2001)总结指出,落后国家在前期的复制性模仿和创造性模仿阶段之后,可以过渡到创新阶段来推动整体的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edmund phelps在2018年接受《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曾对中国过度依赖国外技术表示担忧。本文认为,无论是引入国外技术与本国企业自主研发时互补还是替代的关系,企业面临的研发资金不足、融资约束等不利条件都将制约企业自身的研发成功概率与绩效。特别是,在关键技术例如芯片存在明显短板,引入国外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主研发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理解金融开放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现状并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国外技术的直接引进,不少研究认为增加从发达国家的中间品进口和引入国外投资(inward fdi)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对发达国家技术追赶的有效途径(aitken and harrison, 1999; pavcnik, 2002; aghion et al.,2009)。pavcnik(2002)发现当贸易自由化增加了智利企业中间品进口后,智利企业的生产率显著增长。与进口不同,fdi对于本国创新可能存在互补与替代的双重作用。aitken and harrison (1999)指出,fdi流入对本国企业创新的互补作用仅限于合营企业,但fdi流入会显著降低本土企业的研发创新动机与生产率(替代效应)。aghion et al. (2009)则表明国外fdi的流入会因为逃离竞争效应(escape competition)促进位于技术前沿行业企业的创新行为,但是对于技术较为落后的本国企业的创新则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然而值得指出的是,现有文献在提到国外fdi流入带来的竞争效应对本土企业创新动机影响时,鲜有提及本土企业可以通过扩大研发投入向国外企业学习其先进的技术,本文的研究正好弥补了这方面不足。

二是关于自主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已有文献系统阐述了现阶段中国仍面临自主创新能力相对低下的问题。对于创新投入为何没有带来有效的技术进步,余泳泽、刘大勇(2015)认为我国区域创新竞争中呈现了一定的“ramp;d崇拜”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政府对创新的支持行为,部分地区主观强制推动的自主创新战略并没有取得良好效果。张杰、郑文平(2018)则认为在国家创新追赶战略的引导下,中国各省级政府出台的“重量不重质”的专利资助奖励政策,对企业专利质量的提升产生了抑制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的专利“泡沫”和专利的“创新假象”。liu and ma (2020)则利用中国加入wto这一外生冲击证明了,出口企业在出口不确定性降低之后,会增加研发投入从而造成专利申请的增加。aghion et al. (2005),hashmi (2013),和bombardini et al. (2017)则提出企业在面临竞争加剧从而创新不确定性上升时只有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会增加研发投入,而其余企业则会在“熊彼特效应”下选择降低研发投入。这些研究的共同结论是自主创新具有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特征,因此,企业自主研发行为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例如市场竞争格局,国际市场不确定性等宏观因素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对与市场竞争、不确定性对企业自主研发创新投入的微观机制和定量分析的讨论尚显不足。特别是,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市场竞争与不确定性的变动如何影响企业的研发模式,继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通过建立结构性模型并通过现实数据对模型参数的校准正好可以定量的解释当市场竞争变动时,企业如何动态调整其研发模式从而改变创新绩效,从而补充现有文献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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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划与进度安排

2022年12月31日前阅读大量资料并完成开题报告;

2022年12月31日-2022年3月18日写初稿并完成中期检查;

2022年4月23日上交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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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考文献

[1] 白俊红、蒋伏心,2015:《协同创新、空间关联与区域创新绩效》,《经济研究》第7期。[2] 陈伟、张永超、田世海,2012:《区域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的实证研究——基于网络结构和网络聚类的视角》,《中国软科学》第2期。[3] 傅晓霞、吴利学,2013:《技术差距、创新路径与经济赶超——基于后发国家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经济研究》第6期。[4] 江诗松、龚丽敏、魏江,2011:《转型经济中后发企业的创新能力追赶路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双城故事》,《管理世界》第12期。[5] 解学梅,2010:《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管理科学学报》第8期。[6] 解学梅、左蕾蕾,2013:《企业协同创新网络特征与创新绩效:基于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研究》,《南开管理评论》第3期。[7] 李小平,2007:《自主Ramp;D、技术引进和生产率增长——对中国分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7期。[8] 林毅夫、张鹏飞,2005:《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4期。[9] 孙天阳、成丽红,2020:《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出口绩效——基于社会网络和企业异质性的研究》,《金融研究》第3期。[10]唐未兵、傅元海、王展祥,2014:《技术创新、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研究》第7期。[11]王保林、张铭慎,2015:《地区市场化、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科学学研究》第5期。[12]吴延兵,2008:《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地区工业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8期。[13]叶伟巍、梅亮、李文、王翠霞、张国平,2014:《协同创新的动态机制与激励政策——基于复杂系统理论视角》,《管理世界》第6期。[14]习近平,2021:《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求是》第24期。[15]肖利平、谢丹阳,2016:《国外技术引进与本土创新增长:互补还是替代—基于异质性吸收能力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16]余淼杰,2021:《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17]余泳泽、刘大勇,2015:《要素禀赋、适宜性创新模式选择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管理世界》第9期。[18]张杰、陈志远、吴书凤、孙文浩,2020:《对外技术引进与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经济研究》第7期。[19]张杰、郑文平,2018:《创新追赶战略抑制了中国专利质量么?》,《经济研究》第5期。[20]孙天阳, 成丽红,2020:《协同创新网络与企业出口绩效——基于社会网络和企业异质性的研究》,《金融研究》第3期。

[21]周开国、卢允之、杨海生,2017:《融资约束、创新能力与企业协同创新》,《经济研究》第7期。

[22]Aghion, P.,N. Bloom, R. Blundell, R. Griffith and P. Howitt, 2005.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 701-728.[23]Aghion, P., R. Blundell, R. Griffth, P. Howitt and S. Prantl, 2009. “The Effects of Entry on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1(1), 20-32.[24]Aitken, B.J. and A. E. Harrison, 1999. “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el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3), 605-618.[25]Antras, P., D.Chor, T. Fally and R. Hillberry, 2012 .“Measuring the Upstreamnes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Flow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mp; Proceedings, 102(3): 412-416.[26]Blau, P.M., 1977.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 Primitive Theory of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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