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贸易的互补性及其影响因素开题报告

一、研究问题及意义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同年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以来，“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B、R）战略一直都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在历经一年多的宏图规划后，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于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开始进入全面推进建设的阶段，也意味着这段曾经联系着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往来通道将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再次肩负起联通世界的重任。

随着世界经济开启新一轮的复苏和增长周期，国际贸易出现了量价齐升的新局面（姚枝仲，2018），“一带一路”倡议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其中，文化贸易在带动一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升级、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增强文化往来沟通方面有着日益凸显的功能。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2015年全球文化产品出口额为5097.53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3.10%；其中，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额为1685.07亿美元，占国内商品出口总额的6.61%，占全球文化产品出口总额的33.06%。而从文化部2017年1月4日发布的《“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中，我们看到国家对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文化交流与贸易的决心，这势必会为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贸易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但是，“一带一路”是一个庞大的战略体系。在这样的战略体系之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产品在双边市场和世界市场上是呈现出竞争性还是互补性？什么因素对相关国家文化贸易的竞争关系或互补关系产生影响？如何构建有利于双方优势互补、互助共赢的文化贸易体系？这些问题的探讨对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合作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丝绸之路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产品的对外输出之路，也是西方文化和产品向中国进行传输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建设的过程中也必将承担起传输中华文化和吸纳沿途国家和地区秀文化的作用，两者也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从整体上看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由2011年的50.11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72.28亿美元，2015年又有所回落（方英、马芮，2018）。新的时期，如何进一步降低双方核心贸易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性，并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互补性，从而达到不断发掘市场潜力，提高双方合作水平的目的，已成为相关国家政府与贸易部门务必着重解决的现实问题。

本部分将对已有文献作系统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和视角。下方分为四部分：首先，对目前文化贸易发展状况的研究进行综述；其次，对已有研究影响文化贸易发展因素的文献进行综述；接着，对有关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的研究进行综述；然后，对文化贸易互补性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最后，总结即有文献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数据等方面的特征和不足，并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

l 关于文化贸易发展现状的研究

对于文化贸易的发展现状问题，国内有许多基于整体视角的研究。从出口市场结构上看，虽然发达经济体在中国文化贸易出口所占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发达国家仍是中国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发展中国家次之，其次是转轨经济体（陈文敬、米宏伟，2013）。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方面，核心文化服务所占比重逐渐超过核心文化货物的出口，核心文化服务已成为中国核心文化贸易的主体（崔安琪、孙玉凤，2017）。尽管我国的文化贸易在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旧存在文化贸易发展理念滞后、文化贸易份额较低、文化贸易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万思媛，2017）。在理念方面，我国在文化输出时与其说是对外传播，不如说更像是采用一种“宣传”模式，因其较多地重视目的性和倾向性，忽视了传播对象的真实需要，由此带来方法论上的错误就体现在传播方式的僵化和传播渠道的单一（谢伦灿、杨勇，2017）。贸易结构的不合理一方面在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结构中，知识密集型的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所占比重太小，主要是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方面在于贸易范围狭小，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方英等，2012）。

l 关于文化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

Hofstede（2011）、Hanson和Gordon（2005）等人分析了诸如共同语言、殖民关系、国界毗邻、宗教信仰、和平年代、文化相似性等变量对文化贸易的影响。曲如晓、韩丽丽（2010）以1992-2008年中国与其它9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文化贸易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贸易对象国的经济规模、居民购买力、国土面积、科技应用水平以及与中国的“文化距离”等因素对中国文化商品的出口有正向影响；贸易对象国的贸易条件及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因素则与中国文化商品的出口负相关。刘杨等（2013）基于11个OECD国家2001-2010年的文化产品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国对他国文化产品的消费成瘾依赖特征会持续2-5年，并对文化产品贸易产生持久显著的正面影响”，而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对文化产品贸易则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语言因素对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范兆斌和黄淑娟（2017）、方英和马芮（2018）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些年的文化产品出口数据为基础，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行估计，认为贸易双方的经济水平、共同边界、共同语言、知识产权保护、政府效率、信息化程度、自由贸易协定（FTA）、市场规模、海运基础设施对双边文化产品贸易潜力有正面影响，而地理距离、内陆特征、关税水平、进口清关时间则对双方的文化产品贸易潜力有反向影响。范兆斌、黄淑娟（2017）还特别指出，文化距离对文化贸易效率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倒U型特征，即当文化距离较小时会在总体上促进双边文化产品的贸易，而当文化距离高于某一门槛值时会反过来阻碍双边文化产品的贸易。崔安琪、孙玉凤（2017）选取中国与13个国家2000-2015年核心文化货物的进出口数据构建引力模型发现，贸易国的GDP、人口数量、FTA的签订对核心文化货物进出口有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

综合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不同的学者在进行实证分析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研究的可操作性，分别选取了表述不同、含义不同和数量不等的分析变量，并且，由于选取的样本不同，所依据的数据来源不同，由此得出了不一致甚至相反的结论。

l 关于文化贸易竞争力水平的研究

在对文化贸易竞争力的研究当中，许多学者采用了包括国际市场占有率（MC）指数、贸易竞争力（TC）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等衡量贸易竞争力的“显示性”指标进行纵向、横向分析。方英等（2012）采用MC指数、TC指数和RCA指数衡量了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指出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虽然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逐年提高，但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占有率却非常低，核心文化贸易处于较大的劣势地位。陈文敬、米宏伟（2013）运用RCA指数对2002年和2010年的中国文化贸易的竞争优势进行分领域比较，发现中国文化商品的贸易竞争力有所下滑，而文化服务的竞争优势则有所提高，并指出中国文化商品虽然有着较大的出口额，但主要都是文化影响力相对较弱的“粗放型”文化产品。王莉（2009）综合利用TC指数和波特“钻石模型”对中国版权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2003年以来中国图书产品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报纸与电子出版物的贸易竞争力有所上升，而期刊与音像制品的贸易竞争力则有所下降。杨连星、孙新朋（2018）通过构建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和出口质量指标，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中国文化贸易增长可能存在“低质低价”模式，这种模式持续时间越长，对中国文化贸易高端出口能力的抑制效应越大，从而对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可能造成长期的负面冲击。

综上可见，在研究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文献中，普遍采用了定量、比较分析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涉及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等几个方面。由于不同学者进行定量分析所依据的统计数据来源不同，从文化贸易和创意文化贸易两个不同角度分析中国国际竞争力状况，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不太一致。

l 关于文化贸易互补性的研究

Drysdale（1969）对贸易互补性作出了定义：贸易互补性在相对意义上被使用，并衡量一国的出口格局与另一国的进口格局，相较于其与世界进口格局而言，是否有着更紧密的匹配程度，即如果一方集中出口的产品与另一方集中进口的产品相吻合，就意味着两国的贸易具有互补性。于津平（2003）进一步指出，贸易互补会让两国在贸易关系的发展中维持其现有的生产模式，并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尽管那些具有互补性产业结构的国家通常在发展水平上有着较大的差距。利用于津平（2003）在Drysdale（1969）基础上构建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测算方法，王洪涛、周莉（2015）对2012年中国与东盟文化产品及7项中类产品的贸易互补性进行了研究，发现从中国出口角度来看，双方在文化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比世界平均水平略高，而从中国进口角度看，双方在文化贸易的互补性要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刘惠敏（2017）则测算了金砖四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贸易的互补性，发现中国与其他三国的互补性虽然不是很强，但有逐年扩大的趋势。郭新茹等（2010）利用出口相似度指数，通过对中韩两国文化贸易的商品结构的比较分析，进而分析了两国文化贸易的互补性。

对于文化贸易互补性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只是对各国的文化产品进出口数据进行指标计算后再对其进行表面的描述性分析，而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因果关系挖掘。这一点将是本文日后的研究方向。

下表对上文提及的重要文献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指出了其问题和不足。

表：重要文献分类汇表

表：重要文献分类汇表

续表：重要文献分类汇表

l 总结

通过对文化贸易发展现状、影响文化贸易的因素以及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与贸易互补性方面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国际上存在UNCTAD的创意产品贸易统计分类和UNESCO的文化统计框架，因此不同的学者在数据选择方面会有一定的分歧，也导致出现了许多不一致的结论。尽管学术界对文化贸易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贸易为对象的研究也不断涌现，但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在世界市场与双边市场的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问题的研究方面还比较欠缺。而在文化贸易互补性方面，大多数研究只是在相关指标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描述，缺乏深入的探索。随着文化产业被作为“支柱产业”写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文化贸易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领域，因此，有必要对文化贸易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姚枝仲. 2017-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J]. 中国远洋海运, 2018, (01): 22～25.

[2] 方英, 马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 (01): 112～121.

[3] 陈文敬, 米宏伟. 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J]. 国际贸易, 2013, (01): 54～61.

[4] 崔安琪, 孙玉凤. 中国核心文化产品贸易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商论, 2017, (30): 54～56.

[5] 万思媛. 我国文化贸易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 中国国际财经(中英文), 2017, (17): 20～21.

[6] 谢伦灿, 杨勇.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对策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 (12): 110～114.

[7] 方英, 李怀亮, 孙丽岩. 中国文化贸易结构和贸易竞争力分析[J]. 商业研究, 2012, (01): 23～28.

[8] Hofstede G. Dimensionalizing Cultures: TheHofstede Model in Context[J]. Online Readings in Psychology and Culture,2011, 2(1).

[9] H. Hanson G. Market potential, increasing returnsand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67(1): 1～24.

[10] 曲如晓, 韩丽丽. 中国文化商品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0, (11): 19～31.

[11] 刘杨, 曲如晓, 曾燕萍. 哪些关键因素影响了文化产品贸易——来自OECD国家的经验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 (11): 72～81.

[12] 范兆斌, 黄淑娟. 文化距离对“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产品贸易效率影响的随机前沿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 2017, (04): 125～140.

[13] 杨连星, 孙新朋. 文化产品出口增长:来自价格还是质量?[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 (02): 84～97.

[14] Drysdale P. Japan, Australia, New Zealand: TheProspect for Western 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J]. The EconomicRecord, 1969: 321～342.

[15] 于津平. 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间的比较优势与贸易互补性[J]. 世界经济, 2003, (05): 33～40.

[16] 王洪涛, 周莉. 中国与东盟文化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J]. 学术论坛, 2015, (11): 129～135.

[17] 刘惠敏. 金砖四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J]. 现代商业, 2017, (24): 41～42.

[18] 郭新茹, 顾江, 朱文静. 中韩文化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的实证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 2010, (02): 73～77.

三、研究目标：

本研究通过利用2008–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贸易的相关数据，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TCI），衡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贸易上的互补程度，并在该指数的基础上，采用OLS回归考察相关变量对文化贸易互补性的影响程度。通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文化贸易的互补性研究，为促进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和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参考。

四、研究内容：

1、在广泛搜集和综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文化贸易的内涵以及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现状、文化贸易互补性衡量指标进行研究，建立相关理论框架。

2、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8-201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文化贸易互补性的程度。

3、在研究“一带一路”对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贸易互补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探讨影响双方文化贸易互补性的因素。

4、深入分析实证结果，结合我国当前文化贸易的实际情况，提出合理、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政策建议，以期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五、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贸易是否具有互补性。

2、什么因素会影响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贸易的互补性。

七、研究方案：

1.分析框架:

中国与“一带一路”各经济体在比较优势上具有差异，其相互间贸易关系的加强必然会加速各国和地区的产业调整。而这一调整对各国造成的影响与各国贸易在行业上的互补性紧密相关。如果两国的贸易具有互补性，贸易关系的发展将使两国现有的生产模式得以维持。尽管具有互补性产业结构的国家在发展水平上通常具有较大差距，在一些产业上贸易不平衡现象尤为突出，但这样的贸易不仅使各国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而且可以避免同行业的过度竞争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降低产业调整的费用（于津平，2003）。

至于影响文化贸易互补性的因素，本文将综合以往有关文化贸易影响因素以及进出口格局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选取适合的变量，构建线性回归方程进行实证分析。

2.研究方法

2.1 贸易互补性指数（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 TCI）

贸易互补性指数最早由Drysdale(1967)从一国出口和对象国进口的角度提出，用于衡量一国的出口格局与另一国的进口格局，相较于其与世界进口格局而言，是否有着更紧密的匹配程度，即如果一方集中出口的产品与另一方集中进口的产品相吻合，就意味着两国的贸易具有互补性。于津平(2003)在Drysdale(1967)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出贸易互补性指数的测算方法，具体如下：

RCAk ix=(Xk i/X_i)/(Wk x/W_x) (1)

RCAk jm=(Mk j/M_j)/(Wk m/W_m) (2)

TCIk ij=Σ_k[(RCAk ix*RCAk j)*(W^K/W)] (3)

式（1）-（3）中，RCAk ix代表i国在k类产品上的显示性比较优势，Xk i表示i国k类产品的出口额，X_i表示i国的商品出口总额，Wk x表示世界k类产品的出口额，W_x表示世界商品出口总额。RCAk jm代表j国在k类产品上的显示性比较劣势，Mk j表示j国在k类产品的进口额，M_j表示j国的商品进口总额，Wk m代表世界K类产品进口额，W_m代表世界商品进口总额，TCIk ij代表i国与j国在k类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越大，表明该国产品的出口优势越大；显示性比较劣势指数越大，表明该国产品的进口劣势越明显。根据于津平(2003)的定义，贸易互补性指数越大，说明两国在同类产品上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吻合度越大，贸易的互补性越强，未来贸易合作发展的潜力也越大，且一般认为，当贸易互补指数大于1时，两国产品贸易的互补性高于世界贸易互补的平均水平。

2.2线性回归模型（Linear Regression Model, LRM）：

是指利用称为线性回归方程的最小平方函数对一个或多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进行建模的一种回归分析。这种函数是一个或多个称为回归系数的模型参数的线性组合。

本文主要从中国出口角度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市场效率、贸易效率、科研水平、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对文化贸易互补性的影响，具体回归方程如下：

lnTCIk ci=α βDk i γX’ i εk i

其中，lnTCIkci是中国作为出口方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的对数值，D为影响因素，X’为控制变量矩阵，ε为随机扰动项，其他α、β、γ为待定系数。

2.2.1解释变量选取

解释变量包括文化距离因素、市场效率因素、贸易效率因素、科研水平因素及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环境因素4组。

文化距离是指两个国家在价值观念和文化准则方面的差异程度，“文化亲近”和“文化折扣”是其两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其中，“文化亲近”由民俗信仰相似、共同文化行为理念和相似的语言等因素构成，会促进进口国居民对出口国文化产品进行消费。相反，“文化折扣”则是两国在文化产品贸易中，由于民俗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出口国文化产品不被进口国消费者认同或理解而带来的其原有价值降低的现象，其根源在于文化的差异性。而关于文化距离的测度，目前通用方法是依据Hofstede对文化距离六个维度的评分而测度出来的出口国与进口国的文化距离指数，数值越高表明文化距离越大。

对于沿线国家市场效率，本文采用经济自由度指数来衡量。经济自由度指数是全球权威的经济自由度评价指标之一，在一个指标上分数越高，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水平越高，因此经济自由度越低。一般认为，具有较多经济自由度的国家或地区与那些较少经济度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会拥有较高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和更繁荣。

衡量沿线国家贸易效率的变量，采用进口周转时间来度量。进口所耗时间计算了一国进口产品从准备相关文件、内陆运输和交货、清关及检验到港口最终交货所需天数，通常所需时间越长表明一国进口效率越低。

衡量科研水平的变量，采用世界银行公布的一国研究与开发（RD）总人数的对数进行测度。一般来说，庞大的研发队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国对科教的重视以及研发的大力投入。

2.2.2控制变量选取

本文主要控制贸易距离、贸易规模、国家规模和国家收入水平等因素。其中，采用各国与中国的地理中心距离对数值作为贸易距离的代理变量，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出口总额的对数值作为贸易规模的控制变量，用各国的GDP和人均GDP作为国家规模和收入水平的代理变量。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不仅对文化产品的需求结构相似，而且也会有着更为相近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即有着更小的文化距离，因此我们引入两国人均GDP之差的对数来反映两国间收入水平差异。

八、可行性分析

1、研究问题的可行性

近年来，全球文化贸易在其他贸易方式疲软的情况下持续走高，表明了现在文化产业已经越来越成为各个国家的重要产业类型，成为一项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对于丝路经济带沿线的地区而言，将是一个极大的契机，可以让它们借用这一战略的优势，加紧产业结构的调整，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2、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本项目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和双对数模型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可操作性。

3、数据来源的可行性

本项目使用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银行，因此数据不但质量高，而且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4、技术方面的可行性

本人具有较好的统计学、计量、宏观经济学基础，且能较好地运用Stata软件，能够通过数据分析获取所需要的结论。

九、技术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