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电影《喜宴》为例分析中西面子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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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

当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会情不自禁的产生很多感想。经常会同情中国，有时候也不免失望，但很少能真正的认识和理解中国，因为他们不是爱中国那就是恨中国了。也许对那些不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有时候会觉得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大国，远离世界，似乎并不属于它。这种距离感却对他们有一种独特的的吸引力。但当一个人真正来到中国，就会被这个巨大的国度淹没，很快就停止思考了。他只是隐隐感觉到中国的存在，如此巨大，简直超过了人类心灵所能承受的程度。一切看起来杂乱无序但却似乎有章可循，遵循着自己的生存规律，生活就像是一出出雄伟的戏剧，时而悲哀，时而欢乐，但却总是那么的紧张，激烈和真实。在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开始思考了，惊奇中又夹杂着惊愕。此时，他的反应就可能是很多样极端了。他的反应显示出他要么是一个浪漫的爱国主义者，要么是个一本正经，自命不凡的道学先生。他要么喜欢中国，要么不喜欢，并开始去证明自己的好恶。其实就是这样，人们总是要对中国有这样的看法，那样的见解，以此来彰显自己是个聪明人。我们苦苦寻求理由，又开始互相探讨趣闻轶事或者是生活中的琐事，转述别人说漏嘴或随便说的话，或者讨论一些重大的事情，以此来使自己成为哲学家。可以成为在中国问题上冷静的，铁面无私的批评家，认为中国一无是处。亦或是成为中国热情浪漫的歌颂者。当然，这些概括都是很愚蠢的。但是世界范围内人们的观点就是这么形成的，无可避免。之后我们便开始互相争论起来。一些人总是觉得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他们便是统治世界的幸福的人，把商品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另外一些人觉得对中国充满疑虑，困惑，一种敬畏之情，一种不知所措，或许是一种敬畏感和神秘感，他们又回到最初开始的地方了。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中国的存在，一种神秘莫测的“存在”。在当代，中国是最让人感到神奇和惊愕的事情了，但这不仅是因为她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或者是辽阔的疆域。她是当今世界上文化仍旧在持续的最古老的国家，她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曾几何时她也是最大的帝国，一个强大的征服者。她带给了世界其最重要的发明。她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学，哲学和生活的智慧。当她在艺术领域中展翅飞翔之时，其他国家才刚刚学习拍打自己的翅膀。然而，如今的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混乱，最无序的国家，最令人可悲，最无助的国家，最没有能力振作起来稳步向前的国家。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本意是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一流的国家，但她却在国联中选择了一个靠后的位子，与危地马拉坐在一起。整个国联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却不能帮她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不能帮她阻止内战；不能帮助她，拯救她于自己国家的学者，军事家，革命家与绅士政客之手。

与此同时，最令人惊愕的是她一点都不在乎是否要拯救她自己。就像一个十分厉害的赌徒，在她失去了一块像德国那么大的一片领土时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当汤玉鳞将军在以创世界纪录的速度撤退，在8天内丢掉了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时，身在四川的叔侄二将军正在兴高采烈的大比其武。当我们开始纳闷，上帝能否赢得最终的胜利，帮助中国成为一流的国家，而她自己却一点都不在乎。

这时另外一个问题又涌现心底，中国的命运究竟会是怎样？她能够像以前那样成功地生存下去吗？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上帝真的本意要她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吗？又或者她仅仅是“地球妈妈的早产儿”？

她曾经前途辉煌，她曾经征服四方。但现在看来她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勉强生存下来，而这种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当人们考虑到以下事实时，就更加深信不疑：考虑到她所经历的那些岁月，那时希腊的绮丽与罗马的荣耀早已成为过去；考虑到她如何研习外族文化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化之中；考虑到她吸收并同化外来民族的能力。中华民族这种生存的能力，她经历的悠久的岁月，显然是值得人们认真思索的。我们都尊敬老人，同样应把这一点美好品德应用到中国上，因为她是一个古老的国度。对，仅仅就因为她存在的久远，仅仅因为她能存活下来。

无论其他哪些方面中国做得不好，她有着一种优越的生存本能，一种新奇的，超自然的，非凡的活力。凭借着这种生存本能，使她能够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种环境，而这些生活环境如果给予任何一个生命力不太旺盛的国家，那就是一场灾难了。她接受了大自然慷慨的赠送，将鲜花，小鸟，和名川大山作为其灵感和道德的支撑，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保证她的身心健全而纯洁，从而使整个民族免于城市社会的退化与堕落。她选择生活在狂野，晒晒太阳，享受落日的余晖，触摸清晨的甘露，吸收甘草和湿润大地的芳香。从她自己谱写的诗歌，生活的诗歌和真实写出来的诗歌中，她学会了如何恢复自己的能力。哎！太多的伤痛，受伤的灵魂。换句话来说，她已经想法设法使自己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就像人类努力生存下来一样，她尽可能的生活在野外，享受阳光和新鲜的空气。但她同样经历过艰辛的岁月，经历过持续百年的战争，经历过瘟疫，经历过自然灾害和暴政的折磨。所有这一切，她都用自己严酷的幽默和坚强的神经挺过来了。她总有办法使自己适应这一切。啊，漫长的历史啊，就仅仅是她能存活下来的这些漫长的年代就值得我们好好思索一番了。

如今她已到了耄耋之年，身体和精神的疼痛已对她无关紧要。人们有时可能会想她已经对自己不报任何希望，感觉自己无可救药了。但是这是老年人的长处呢？还是弱点？她也曾经挑战过这个世界，但如今已没那么激动，这是年龄上所赐予她的优点。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那平静的生活总是一如既往，不为所动。她感觉不到任何痛苦与酸楚，没有屈辱和奢望这些使年轻人激动不已的感情。即使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要将她立即毁灭的威胁也未能把她吓倒。她也不再考虑什么成功与失败，灾难与死亡也不再是那么可怕,几百年来民族生活的阴影也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正如尼采对大海的比喻一样，她的伟大能够包容所有的鱼类，贝壳类，海蜇类水生物，包容那些向她扔来的污泥与垃圾。中国的伟大能包容出国留学生的蹩脚的宣传和暴躁的语言，包容她所有的下级官吏，变节将军和骑墙革命者的虚伪，无耻与贪婪，包容所有的战争，瘟疫，污秽，贫穷和饥荒，因为她就是战胜了这些东西才活下来的。面对战争和瘟疫，周围是她贫穷的子孙，古老的中国却能保持微笑，淡气闲神的品着茶，在她的笑容中我看到了她真实的能力。她安详的品着茶，微微地笑着，在她的笑声中我有时发现一种懒于革新的惰性，有时则发现一种颇觉高傲的保守。懒惰？高傲？到底是哪个？我不知道。但是在她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种老犬的狡黠，一种给人印象奇怪的狡黠。多么奇怪又古老的灵魂！多么伟大而古老的灵魂！

二

但是如何来衡量伟大呢？卡莱尔说过，当你第一眼看到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时候会感到烦躁甚至是痛苦的程度。伟大者总会被误解，中国正是这样的状态。中国曾被人们极大地误解了。当我们不能理解某事物而且希望和他没有关系时，我们就说她是伟大的。被很好的理解和伟大之间做选择的话，中国宁可选择前者，这对所有人都有益。但中国如何才能被理解呢？谁能做她的翻译呢？她那悠久的历史，数以无计的国君，皇帝，圣人，诗人，学者，勇敢的母亲和聪明的妇女，还有她那丰富的艺术，哲学，绘画，戏剧。这些东西给老百姓提供分辨善恶的道德标准。她还有民间文学和民间传说的巨大宝藏。忽略这些不谈，单拿语言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中国能通过英语被理解吗？那些老中国通应该靠自己的厨师和老妈子来理解中国的灵魂吗？还是靠他最信赖的男仆？抑或靠他的买办和收账员？或者是靠阅读《字林西报》上的通报？这些显然都是行不通的。

但的确也是，要想理解一个不同文化的异邦，特别是中国这样与其他国家差别如此大的异邦，往往不是凡人所能够做到的。要想真正理解，这个人必须胸怀广阔，对待他事要像兄弟一样关心，要对同伴有深厚友谊并且能为之感到高兴。他必须像感受自己的心跳一样去感受事物，用自己心灵的眼睛去观察事物。他还不应该受自己下意识思维的影响，不受从小养成的观念的影响，更不能受成年人所具有的专横思想的影响，受那些用大写字母开头的专有名词的影响，如民主，繁荣，资本，成功，宗教，股息等。他需要暂时抛开这些东西，需要稍微简单一些的头脑，正如罗伯特·彭斯那样典型的简单头脑。彭斯是一个典型的爱尔兰人，也是最具世界性的诗人。他把灵魂赤裸裸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并且展示了我们的人性。当一个人真正摆脱了这些东西并具备了简单的头脑，他才能真正理解另外一个国家。

那么，谁来当中国的解说员呢？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当然不是那些身居海外的汉学家和图书管理员，因为他们只是通过儒家经典来反映中国社会。侨居中国的欧洲人不会讲汉语，真正的中国人又不会说英文。那些汉语说的很好的欧洲人则已经养成了与中国相同的思维习惯，从而被自己的同胞视为“怪物”。英文讲的很好的中国人则已经养成了西方人的思维习惯，被“异化”了。他们或许根本不会讲中文，或者带点英文的口音。经过这一系列的淘汰，似乎解说这种工作非老中国通莫属了，但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英文的理解了。老中国通，英文缩写通常为O.C.H，我们先来大致想象一下他们，因为他们作为中国问题的权威，似乎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阿瑟兰塞姆先生对此有过很精辟的描述。但在我看来，老中国通应该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个体，每个人通过自己的想象都可以描绘出来。他或许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或许是一个船长，飞行员，领事馆的书记员，又或者他是一个商人，中国对他来说或许就是一个销售沙丁鱼和“新奇士”橙子的市场。他并不总是没有受过教育，事实上，他可能是一名出色的记者，一只眼睛盯着政治顾问们的活动，另一只盯着贷款委员会的行踪。或许他只能说三个中文字，但他消息可能十分灵通，这全靠他说英文的中国朋友给他提供消息。但他持续着自己的冒险，他打高尔夫，这使他十分健康。他喝李普顿的茶，读《字林西报》。读报时也不免为那些土匪，绑票，频繁的内战等大动肝火，以致影响了早餐的食欲。他脸刮得很干净，穿着也比他的中国助手们整洁。靴子也比在英国的人们擦的亮，当然这并非他的功劳，中国那些擦皮鞋的小男孩技艺可真不错。他每天从自己的住所乘车到3-4公里外的办公室，品尝史密斯小姐为他准备好的茶。他的血管里可能没有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客厅里没有悬挂着祖先的画像，但他总可以追溯历史，进而发现他那生活在远古时代在丛林中的祖先是有贵族血统的。于是，他安心了，排除了一切顾虑与不安，他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然而每当他由于公务不得不穿过中国街道时，总有些未开化的人们死盯着他，这让他感到不舒服。他拿出手帕，大声地擤着鼻涕，勇敢的承受着这一切，但内心仍旧恐惧。他大致地打量着这些穿着蓝大褂的人潮。他们的眼睛没有那些廉价小说封面上的图片那样斜。他们会在背后捅人一刀吗？在这美丽的日光之下，似乎是不太可能。但是谁知道呢？他在板球场上学到的勇气和风度这时候都烟消云散了。为什么呢，他宁可被人用板球棒砸在头上也不愿意再次光顾这些弯弯曲曲的街道。对，这就是恐惧，对未知事物的不了解的恐惧。

但是对于他来说，不仅仅只有这些。是他自己的人性不能忍受他所意识到的这些人类的悲哀和贫穷。他甚至不能忍受一个人像牲畜一样为他拉黄包车，他需要一辆汽车。他的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汽车，而是一个带篷子的走廊，从家里到办公室，保护他不受中国人的伤害。他绝不会离了他的汽车和他所属于的这份文明。他和史密斯小姐喝茶的时候说到了这些，说在中国拥有一辆汽车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必需品。一个精神封闭的人，坐在用玻璃封闭起来的盒子里，从家里到办公室每天3公里的行程。在侨居中国的25年里，他就是这样生活的，尽管他回到英国在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信上署名“25年侨居在中国的老住户”时并没有提及这些。他的信让人印象深刻。他当然知道自己该在信上说什么。

与此同时，他的旅程很少超越那来回六英里的路程，除非他到乡下参加越野赛跑，但那时他住在户外，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然而他也错了，在这种户外活动中，他根本不需要防卫。这一点他也知道，他不过就是那么说说而已。他从未被中国人邀请到家里做客，他小心翼翼地躲避着中国餐馆，他从未读过中国报纸。在灯火辉煌的晚上他去了营业时间最长的酒吧，抿着鸡尾酒，听着，交换着从葡萄牙水手那里流传下来的发生在中国海岸上的故事。他总是感到很遗憾，上海不是苏塞克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在英国时相同。当他听说中国人也在过圣诞节，在进步时，他感到很高兴，但当别人不理解他说的英文时他感到很惊奇。他目中无人的在大街上行走，即使踩到了别人的脚都不屑于用英文说一句“对不起”。他甚至连“十分感谢”，“请”，“请原谅”这些最起码的，甚至连一个游客都会讲的到的语言都懒得去学；他抱怨排外主义，并对中国人并没有吸收“义和拳”起义后北京遭劫这样的历史教训而感到失望。这就是他对中国的权威认识。哦，这就是人类的共同纽带。

所有这些我们都能理解，都是很正常的事。如果不是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由此而来，我们也不会提到它们。只要考虑一下这些因素，一切也都不难理解：难学的语言，难写的汉字，当今中国政治，学术和艺术上的一片混乱，中西方在习俗上的巨大差异等等。不过，我们要求的不过是对中国更高层次的理解。我们固然不能因为老中国通们读不了中文报纸，就下结论说他们没有权利写有关于中国的书。然而这些书籍和文学也只能维持在世界上营业时间最长的酒吧里那些闲言碎语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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