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12年来欧洲父母与孩子沟通的趋势外文翻译资料

探究12年来欧洲父母与孩子沟通的趋势

Izabela Tabak,Joanna Mazur,Maria del Carmen Granado, Agota Orkenyi,Apolinaras Zaborskis,Katrin Aasvee,Carmen Moreno

摘要: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在11岁和13岁的孩子与父母沟通的变化。摘要在1993/94、1997/98、2001/02和2005/06年度，对奥地利、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挪威、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瑞典和瑞士的学龄儿童的健康行为进行了聚类分析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大多数国家，报告与父母沟通困难的青少年比例在1993/94年至1997/98年期间上升，随后下降。分析将这些国家分为三组，其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变化相似。这些群体既与东西分裂无关，也与家庭结构差异无关。国家间文化融合的确认意味着，允许青少年父母在他们身上投入更多时间的家庭政策，在东欧和西欧国家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

关键字:沟通 跨文化 家庭 亲子关系 过渡

家庭中的沟通是一个动态因素，促进了家庭在凝聚力和灵活性领域功能水平的变化(Olson amp; Gorall, 2003)。不同的作者把交流定义为一个自发的和象征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成员通过语言、手势和表情来分享信息(Buck,1984;Galvin amp; Brommel,1982;Olson,Gorall,amp;Tiesel, 2004)。Blechman(1990)认为，传播法的目的之一是交换信息，影响他人的行为，解决问题。这一目标与“积极沟通”不谋而合(Olson,Russell，amp;Sprenkle,1983)，积极沟通的定义是交换清晰一致的信息，这些信息包含同情、给予支持，并显示出解决问题的有效能力。

信息和情感因素都将积极的沟通定义为一种互惠过程，通过这种互惠过程，家庭成员建立起亲密关系，并感到关心、支持和重视(Blechman, 1991;Reis amp; Shaver, 1988)。运用积极的沟通技巧使家庭能够满足发展或情境的需求。它使个体成员能够分享他们自己的观点、喜好、欲望和感受。适当的沟通过程是在儿童脱离家庭的愿望和同时希望与个人保持情感联系之间取得平衡的条件。正如Satir(1988)所指出的，沟通是决定人际关系类型和自我发展的最强大因素。

先前的研究表明，亲子沟通的容易程度和对关系的满意度取决于许多因素。这其中包含其中儿童的年龄、性别(子女和父母)、经济地位(Currie et al.,2008;Pedersen,Granado-Alcon,Rodriguez,amp; Smith,2004;Setterboulte,2000)。青少年对与父母沟通的难易程度的评价因国家而异(Currie et al.，2008)，并经过多年的调查，但没有研究调查这些差异。分析当代青少年家庭的变化模式，以及这些变化在不同国家是否相似，似乎很有趣。

亲子沟通的发展变化

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交流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改变。亲子关系从一种不对称的关系（这是童年的特点）发展到一种更为对称的青少年/父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家庭规则、父母对青少年的态度、讨论的模式，情感的转移都会发生变化（Anderson amp; Sabatelli,1990；Collins，1995）。在青少年时期，情感距离和冲突的存在增加，与父母沟通的便利性下降。青春期通常被描述为儿童及其父母一生中最困难和最矛盾的时期（Bee，1998[AQ:2]）。青少年发展变化的模式（如逻辑思维、批评的发展），特别是讨论和谈判，成为最有效的交流方式。父母和青少年之间的最佳沟通方式应该为年轻人提供接受感和精神支持，但前提是这不影响他们对自治的需要。

亲子沟通中的性别差异

父亲和母亲对亲子沟通的认知存在差异。青少年报告说，与母亲交谈比与父亲交谈更多，他们认为母亲比父亲更能理解和接受(尤其是女孩;LePoire,2006)。总体而言，女性青少年对父母和朋友的情感自我表露要大于男性(Stattin amp; Kerr, 2000)，但许多研究表明，男孩对父亲的情感自我表露多于女孩(Buhrmester amp; Prager,1995)。在沟通的直接性方面，也发现了性别差异:男孩更直接地向他们的父亲传达不同意见和建议，而女孩则使用更间接的建议(Papini, Farmer, Clark，amp; Micka,1990)。

亲子沟通在青少年健康中的作用

研究表明，与父母良好的沟通有助于家庭的正常运转(Schrodt, 2005),是一个青少年的自尊(Kernis, Brown, amp; Brody, 2000),自我发展(von der Lippe amp; Moslash;ller, 2000),低犯罪(Bogard, 2005;Clark amp; Shields, 1997)，更好的冲突解决技能(Koerner amp; Fitzpatrick, 1997)，以及应对不利情况(resilience; Baxter amp; Clark, 1996)的预测因素。对于青少年来说，与父母谈论困扰他们的事情很容易，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起到了保护作用(Levin amp; Currie, 2010)。儿童与父母之间缺乏沟通与危险行为有关，如滥用精神活性物质(Dunn, 2004;Granado, Pedersen，amp; Carrasco, 2002; Velleman, Templeton, amp; Copello, 2005)。从年轻人的健康和健康行为的角度来看，沟通的便利和由此产生的满足感是必不可少的(Guilamo-Ramos,Jaccard,Turrisi，amp;Johansson, 2005;Pedersen, Granado-Alcon，amp; Rodriguez,2004;Setterboulte, 2000)。

与父母沟通的容易程度被认为是来自父母的社会支持和家庭联系的一个指标，在整个青少年时期，父母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Laursen, 1995)。容易与母亲沟通的青少年更有可能表现出优秀或高评价的健康状况，他们不太可能是目前的吸烟者、频繁饮酒的人(Zambon,Lemma, Borraccino,Dalmasso，amp;Cavallo,2006)或性活跃的人(Lenciauskiene amp; Zaborskis, 2008;雷斯尼克等人，1997)。与父母的轻松交流可能是父母之间建立良好关系和情感纽带的结果，这种关系和情感纽带可以防止他们自己不赞成的不健康行为。与父母的轻松交流也可以促进自我表露，这是“监控”(父母对孩子的行踪、活动和联系的了解)、防止孩子做出危险行为的最佳预测因素(Stattin amp; Kerr, 2000)。

亲子沟通的语境预测因素

除了发展变化外，情境因素也会影响亲子沟通和关系。根据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模型(1986)，家庭生活和孩子的发展是根植于社会、文化、经济和历史环境中的，这些环境影响着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和行为。社会经济地位，包括社会、经济和工作地位，通常由教育、收入和/或职业的指标来定义(Adler et al.，1994)，可以通过确定父母的价值观和态度、父母的教养方式和管教方法，在许多方面影响亲子互动(Evans,2004; McLoyd, 1998),和父母的参与或支持(Bradleyamp; Corwyn,2002;Evans,Boxhill，amp; Pinkava,2008;Tracy,Zimmerman,Galea,McCauley，amp; Stoep,2008)。家庭价值观和关系的跨文化分析显示, 不同国家的家庭所倡导的价值观存在差异，例如在奥地利,最重要的价值是宽容、合作、责任,和独立,但在芬兰则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沟通、情感关系的维持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Adams amp; Trost, 2005)。

在过去的30年里，大多数的跨文化分析是基于个人主义差异进行的。通常，研究人员将个人主义作为集体主义的对立面(相对强调自我与群体或社会)，并对比欧美和东亚的文化框架(Hofstede,1980;Oyserman,Coon，amp; Kemmelmeier, 2002;Rose,1999;Shearman amp; Dumlao, 2008)。各种研究都记录了基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维度的沟通风格的跨文化差异(Oyserman et al.，2002;Shearman amp; Dumlao,2008)。个人主义文化与直接沟通有关，而集体主义文化与间接沟通方式有关。个人主义与关注明确的、目标导向的沟通呈正相关，而集体主义与关注目标的感受和欲望呈正相关，既能避免负面评价，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目标的强加(Shearman amp; Dumlao, 2008)。在欧洲，西方国家被认为更个人主义，而东方国家被认为更集体主义(Oyserman et al.，2002)。

对欧洲国家宏观经济指标的比较显示，较富裕的西方国家与较贫穷的东方后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是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的数据，过去几年（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本文所分析的所有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都在持续增长。对全球人口和社会趋势的分析，识别和描述影响儿童及其家庭的新的和传统的社会风险，我们可以观察到所有欧洲国家的离婚、单身母亲、婚外出生的孩子和就业不足家庭的孩子的高比率(Gabel amp; Kamerman, 2009;Georgas, 2006)。虽然每个国家的离婚率在差异，但总体呈上升趋势(Ziehl, 2003)。2007年在6个欧洲国家(由欧洲委员会在第6个框架方案中资助)进行的一项代表性调查显示，欧洲其他普遍趋势是妇女就业和与工作有关的空间流动性增加，不论是“居住”(主要由于工作原因而改变住所)或“经常性的”(在两个或更多的地方之间反复移动，比如家和工作场所; Schneider amp; Meil, 2008)。因工作原因流动的人可能难以维持良好的家庭关系或公平地组织家庭工作(Collet amp; Bonnet, 2010)。

家庭变迁的一种可能解释是，东方社会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与西方社会的趋同(Georgas, 2006)。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正在考虑全球化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通常被定义为资本、货物、服务和信息流动的空前增长。较少提及的是政治、法律和文化交流的增加，这些被认为会导致这些领域的趋同(Esmer, 2006)。

欧洲所观察到的家庭生活变化趋势可能对家庭关系和良好的亲子沟通造成危险。但是，正如研究表明的那样，在所有被考虑的国家中，大多数青少年都表示与父母谈论烦心事很容易或很容易(Pedersen, Granado-Alcon, Rodriguez， amp; Smith, 2004)。在个别国家或随后的数据收集浪潮中，表达这种观点的年轻人的比例并不相同(Currie et al.， 2004, 2008)。然而，据我们所知，没有研究检验文化趋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亲子沟通便利性方面的假设以及这些变化在跨国间的相似性。

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亲子沟通的差异，有助于加深对这一课题的理解。强调青少年早期(11-13岁)可以显示出从儿童晚期到青少年的过渡时期的变化，在这一时期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往往开始出现困难(Santrock, 2007)。通过对父母/孩子沟通趋势的分析，我们可以回答这些变化将朝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即这些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种家庭政策应该支持父母，使他们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家庭生活。它可以包括父母的教育和更好的工作时间和家庭休假政策的规定(Gornick amp; Meyers, 2003)。

趋势分析也让我们观察是否收敛变化的亲子沟通存在于各个国家之间,如果是这样,这些国家之间的相似之处发生是否有类似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可以谈论东欧和西欧国家之间的传统分工)、类似的文化(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语言或者类似的经济变化的经验。分析这些趋势及其在各国之间的趋同有助于回答家庭沟通的决定因素问题。

研究问题与假设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调查欧洲16个国家的11岁和13岁儿童在12年间父母之间的交流变化(1993/94-2005/06)。

本研究的第一个主要问题涉及在分析的12年期间，欧洲国家亲子沟通发生的变化。基于社会功能失调和家庭客观状况持续恶化的数据，如离婚率和与工作相关的流动性的增加，我们假设在调查期间，父母与孩子沟通的困难增加。

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在个别国家观察到的趋势是否相似。利用聚类分析，我们期望发现同质国家的群体。我们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亲子沟通的便利性和跨国变化的相似性会趋于一致。具体的研究问题是我们能否观察到各国之间的文化、历史或经济融合。

第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观察到任何年龄和性别差异在沟通的便利性和分析的趋势。根据影响儿童和父母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不分年龄和性别）的趋同性，我们假设男孩和女孩以及11岁和13岁儿童观察到的交流变化相似。

方法

参与者

国际HBSC(学龄儿童卫生行为:世卫组织的一项跨国合作研究)每4年进行一次研究。这些调查探讨了11岁、13岁和15岁的学童在社会心理条件(包括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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