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研究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1、关于普惠金融的研究

国内外对普惠金融的研究源于早期对金融排斥和小额信贷的分析。Leyshon和Thrift（1995）发现金融机构的地理便利性对提供金融服务有影响，Argent和Rolley（2000）研究了澳大利亚地区的金融排斥现象，发现农村的金融排斥性更强。焦瑾璞（2004）从资金可获得性方面考虑，发现我国农村金融覆盖率不到25%。何德旭和饶明（2007）从供求角度分析了农村金融排斥的原因。李明贤（2012）对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进行了比较分析。李涛（2016）基于跨国数据实证指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需关注企业投资资金贷款和个人普惠金融服务两方面扩张过快的风险。陆岷峰（2018）分析了普惠金融存在的风险，探索普惠金融管理的路径。

至于如何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评价指标体系。Morduch（1999）在理论上从可靠性、便利性、连续性和弹性四个方面分析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Beck（2007）从银行机构入手，采用8个指标测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分别为每千平方公里银行机构数、每十万人银行机构数、每千平方公里ATM机数、每十万人ATM机数、存款余额与GDP比值以及贷款余额与GDP比值。Sarma（2008）从金融服务可得性、有效性和使用效用性三个方面选取指标，参考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数（IFI）。Arora（2010）在Sarma测度方法基础上，添加了两个维度：获得金融服务的难易程度和成本。王伟（2011）采用了Sarma的方法，计算我国的普惠金融指数。Gupte（2012）进一步完善，从金融服务覆盖情况、产品使用情况、交易成本和便利性等维度编制指数测量印度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王婧和胡国晖（2013）用变异系数赋权法和欧式距离变换构建中国普惠金融指数。汪晓文（2019）、蔡永卫（2020）等均借鉴了王婧和胡国晖的研究方法构建普惠金融指数。

2、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

关于贫困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出了人口贫困理论，认为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导致了贫困，提倡抑制人口增长。而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剥夺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贫困问题。上世纪中后期，出现了认为贫困根源在于人力资本短缺的“人力资本”贫困理论以及认为贫困根源在于不合理社会权利体系的“权利贫困”理论，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由浅入深。

进入二十一世纪，出现了更多集中于贫困度量、决定因素以及减贫战略方面的研究。Dollar和Kraay（2002）认为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对减贫有决定性作用。Autor（2003）指出基础教育是影响贫困的核心人力资本要素。Son和Nanak（2008）发现经济增长可能会因为收入差距扩大而增加贫困。章元（2012）发现农民工进城务工能有效减贫。程名望等（2014）基于2003-2010年全国农村微观住户数据实证，指出健康与教育体现的人力资本对农村减贫有显著作用。苏春红等（2014）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显示转移支付和税费系统减少了农村的贫困。文雯（2015）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02和2007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城市低保减贫作用显著。夏玉莲等（2017）基于1218户农户3年的跟踪调查数据研究指出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

2、关于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研究

Beck（2007）发现普惠金融水平与贫困程度负相关，保证贫困群体获得金融服务可以提高收入水平。Mahjabeen（2008）的研究指出，低收入群体能否获得金融服务对贫困减缓有很大影响。罗斯丹（2016）选取2005~2014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的数据，构建普惠金融指数，采用门槛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呈“U”型。Julia Schmied（2016）认为普惠金融有三种途径减贫：一是普惠金融能使低收入人群获得金融服务；二是贫困人群获得资金用于提升文化水平，就业竞争力升高；三是企业融资成本降低，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朱一鸣和王伟（2017）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和根据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利用全国2018个县域的数据，指出经济增长是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减贫增收的重要机制。谭燕芝（2018）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06~2015年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确定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Durbin模型，发现普惠金融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且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降低邻近地区的贫困率。

3、文献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