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发展对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献综述

文 献 综 述

摘要：近年来，安徽省居民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收入水平差距也在不断扩大。长期存在收入差距会导致全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危害社会的和谐稳定。在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会议上，联合国提出的普惠金融体系可以引导稀缺的金融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分配，降低金融门槛让一些低收入群体也能享受到金融服务，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因此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安徽省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对目前国内外关于普惠金融与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进行整理归纳，并做出文献综述。

关键词：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普惠金融指数

我国金融发展的现状来看，长期以来存在着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象，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金融行业“二八定律”的盛行导致金融服务出现了一定的排斥性，优质并且数量巨大的金融资源集中在城镇、大型企业和富裕人群手中，农村地区、中小企业和低收入阶层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这个局面更加剧了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内部发展的失衡，也严重阻碍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优化，在当前改革进程深入推进的大趋势下，建立普惠金融体系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1.普惠金融及普惠金融指数

普惠金融理念的兴起源于金融排斥的存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已有多位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Kempson和Whyley（1999）指出，金融排斥包括地理排斥、评估排斥、自我排斥等六个类别。Jianakoplos和Bernasek（1998），Devlin（2005），Puri和Robinson（2007）分别从社会人口学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和心理因素角度深度解析了金融排斥的成因。为了消除金融歧视，让弱势群体享受更多金融服务，联合国于2005年在宣传小额信贷年时首次提出普惠金融体系的概念。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一词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国际上通常称为包容性金融。我国于2006年正式引入了“普惠金融”的概念，之后这一概念不断普及推广并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普惠金融的领域也随之拓宽范围。2016年9月《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正式公布，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技术规则支撑。“数字普惠金融”是指以数字技术驱动的普惠金融实现形式，这是互联网时代普惠金融的最新进展。目前我国的电子商务、电子支付技术业务增长势头全球领先，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凭借数字技术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弯道超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包容性增长不无可能。

提出普惠金融相关概念后，学者们一直尝试用一种模型来测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目前，对如何测算普惠金融水平，学界尚未达成完全共识。Beck（2007）选取了8个指标来量化银行服务的使用情况和可获得性，进而得到普惠金融发展指数。Sarma（2008）从银行服务的渗透情况、可获得情况以及使用情况计算出了普惠金融的发展指数。Arora（2010）则从银行服务范围和便利性来考察金融服务可得性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并使用了更便于比较的相对性指标，如人均分支机构数等。

已有文献对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多采用IFI方法，如Sarmaamp;Pais（2011），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渗透性以及使用情况等三个方面进行度量，或采用类似方法与指标，如胡国辉和王婧（2013）采用变异系数法给指标赋以相应的权重，计算出我国的普惠金融指数。洪欣（2014）在他的文章中从3个维度出发，依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测算了133个国家的普惠金融指数。郭田勇,丁潇（2015）采用等权重的方法测算了我国普惠金融指数。马彧菲,杜朝运（2016）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开的数据，测算了28个国家在2013年的普惠金融指数。李建伟（2017）测算了我国各省份在2009年—2014年这五年间的普惠金融指数。

2.普惠金融与收入差距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普惠金融减贫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Greenwood等（1990）提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效应，当金融发展跨过一定的门槛后会改善城乡收入的差距。KimDong-Hyeon等（2011）也指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倒U”关系。Beck（2007）对金融普惠性提高来缓解收人不平等的效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指出目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普惠程度参差不齐，提高金融普惠程度将会有效减少信贷约束并促进投资，同时使穷人获益，这最终改善收人差距状况。Chibba（2009）则认为普惠金融是一项旨在克服市场失灵对弱势群体所造成损害的干预措施，这将有助于解决贫困问题，缩小收人差距，促进均衡性发展。Mookerjee和Kalikioni（2015）则使用65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以每十万人中拥有银行账户的人量为金融服务可得性的衡量指标，以开设能够提交贷款申请机构数量和银行账户所需的最低金额为金融服务壁垒的指标，结果表明金融服务可得性越高，越能弱化国家间的收人不平等，金融服务壁垒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Park（2016）用亚洲发展中国家城乡收入差距来度量贫困，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普惠金融能显著地减小贫困。JinD（2017）通过对亚非拉等国家的研究，得出与Park（2016）一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