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凉山夷区游记研究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战时凉山夷区游记研究的文献综述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军迅速攻破了沿海诸省之要塞，面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全面沦陷，国民政府不得不将抗战中心转移到内陆地区，1937年11月西迁至重庆，全国的人力、物力也随之转移，这一决策对于战时统筹资源、稳定局势、争取胜利有着重要意义。西南地区由曾经无人问津的蛮荒之地而一跃成为重要的战略后方，人们前所未有地急切地想要了解这片土地。但是西南地区地势崎岖，多山地丘陵，导致了交通困难，消息闭塞，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几乎与外界隔绝。凉山正是这样一片神秘又危险的区域，虽然地处西南腹地，却因彝族聚居抵抗外界进入而被近代西方人称为“独立倮倮区域”，即使是在国民政府庇护下肆意出入贵州、云南、新疆等省的少数民族聚集地的西方传教士和探险家也无法进入凉山。

对于当时西迁至大后方的知识分子来说，路途的艰险并不能阻挡他们探索西南边地的热情，一大批学者专家们不畏艰险地深入西南诸省，了解当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情况，将其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创作出一大批珍贵的游记，成为外界了解西南地区的窗口。即使是最危险神秘的凉山区域，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41年7月，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担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团长，从昆明出发，前往大凉山夷区进行科学考察，他将这次考察称为“半考察、半探险式的旅行”。曾昭抡根据此次经历的见闻感受撰写了《滇康道上》和《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两本专著，团员们也整理了旅途中记录的材料和根据自身感受创作的游记，于1942年印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展览会特刊》。1943年，林耀华担任燕京大学考察团团长，从成都动身前往凉山，深入凉山调查之后写出了《凉山夷家》一书，详细地介绍了凉山彝族的社会、经济、风俗等。战时凉山区域除了受到政府与学界的重视，也吸引着普通民众的好奇心。抗战爆发以后，有关西南大后方的游记大量发表，如《旅行杂志》、《书摘》、《新新新闻每旬增刊》等报刊杂志上都刊登了有关凉山的游记，凉山夷区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

这批战时创作的凉山游记，因其作者复杂的心态和作品牵涉的丰富社会历史内涵，已经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但针对相关的作品的整体观照长期处于一片空白，只有在涉及西南抗战文学研究时被学者零星提及。直至段美乔《试论抗战时期西南旅行记的勃兴》一文发表，战时凉山游记才被初步纳入研究视野之中。在这篇论文中段美乔先是详细地论述了战时西南旅行记勃兴的文学现象，紧接着分析其勃兴的原因，她认为客观条件是大西南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导致官方政府、学术文化团体和普通民众都迫切地想要了解它，而必要条件则是文化内迁过程中知识分子生存空间的转换和因此出现的精神变迁。从繁华的沿海城市来到边远乡镇的知识分子们获得了贴近土地和民众的机会，打开了全新的生命维度。段美乔也分析了战时西南旅行记不同于以往游记的新特点，以流亡记、旅寓记、考察记、复员记等形态出现的旅行记取代了纯粹描摹山水的游记，文体上呈现出游记、报告文学、学者散文、散文化小说多种特征杂糅，内容上融风景描写、再现现实、探索文化意义和表达内心情感为一体。段美乔将曾昭抡的《大凉山夷区考察记》列为战时知识分子创作的西南考察记代表作之一，认为这类考察记的特点是作者具有双重身份，它并不是单纯的游历之作，其中包含了地方政治、经济、边疆种族问题的资料。此外，段美乔还重新整理了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一书并作序《观察与反思：抗战时期大凉山夷区生活之写照》，称这是一本“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既是有关大凉山地区的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专著，也是文笔生动的游记文学”。

段美乔对于抗战时期凉山游记的整理和相关论文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无疑具有开拓性意义，后续研究者多沿袭她提出的论点继续深入。如董晓霞发表的《简仑滇缅抗战背景下的西南旅行记》一文中将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延伸为乡土理念的转变和构建民族国家意识的萌生，认为西南旅行的写作者以旅行、考察的方式寻求文化的根源，希冀将少数民族的原始血性注入孱弱的民族灵魂，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目前对于战时凉山游记的研究集中在对《大凉山夷区考察记》这一文本的分析，已经发表的论文包括杨绍军的《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及其学术意义》、陈金肃的《浅析抗战时期曾昭抡西南边疆考察》、裘立群的《曾昭抡先生带领西南联大学生考察大凉山》等。裘立群和陈金肃的论文侧重于介绍曾昭抡进入凉山考察的背景、过程和现实意义，杨绍军则着重挖掘了《大凉山夷区考察记》的学术意义，他认为这本书对西南边地大凉山夷人的社会生活情状和形塑“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进行了“在场”的书写，并且以“边疆和地理”“民族和国家”等不同的序列参与构建新的范式。细究杨绍军的分析理路，出发点仍然是段美乔所提出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转换导致精神变迁”，在生存空间转换和精神变迁这两点上继续深化研究，最终得出结论《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一书是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建构的集体想象，试图将西南边地民族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化”进程衔接起来。

相较于《大凉山夷区考察记》，林耀华所作的《凉山夷家》则显得有些无人问津，现代文学似乎还没有把它纳入研究范围之内，目前学界发表的论文多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如李列《人类学视角下的学术考察与文化旅行-以凉山夷家为个案分析》一文认为《凉山夷家》提供了一种民族志写作的范例，林耀华详细地记叙了自身参与体验的认识过程，没有以文化转喻的方式将彝族定义为不可让渡的“他者”，并且在他的写作背后隐含着知识和权利的关系。杨清媚《头人首领、等级制社会与现代化-从凉山夷家及其后续研究讲起》一文则比较了林耀华三次赴凉山夷区的考察研究。陈茂昌《凉山夷家研究方法管窥》一文认为此书是民族学本土化的典范，其中既有历代史志编修的传统和教化为先中庸为本的哲理思辨，也有西方的功能学派的理论架构和文化相对理念的思维方式，融贯古今中西。

有关抗战时期的游记研究除段美乔之外也有其它学者关注过，形成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马俊山《缅边日记：西南边疆的发行与民族认同》一文细致地分析了曾昭抡的《缅边日记》，认为其核心主题是在学理上构建一个统一而多样的多民族国家，思想边界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游记。杨红伟、袁梓岚发表了《抗战时期的旅行书写与民族国家建构-以旅行杂志为对象的考察》一文，提出战时的旅行观由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旅行观转向以国家为中心的国族主义旅行观，具体表现为百科全书式书写具象化国家、景物符号化建构国家民族认同的象征、适应时务书写边疆和战事、域外书写借以攻石。杨傅《日军空袭下的“反日常”旅行遭遇与“家国想象”》一文则选取了西安游记为主要研究对象，文中论述了空袭对于旅行者心态的影响，使其把个体与家国之痛转化为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和认同，风景叙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战时凉山夷区游记还涉及了边地与民族这一重要的议题，目前学界对战时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多集中于国族主义等话题。朱映占《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研究》分析了当时政府的政策和知识界“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思想理论的意义和影响，李沛容在《抗战以来民族性、人类学界对国族建构的新解-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中心》一文中论述了人类学、民族学者对于历史学界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驳斥，内迁的学者以西南为经验从“他者”角度对国族建构进行了理性的反思，“开化”或“同化”有别于“汉化”。段从学《边地书写与边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以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为例》一文则指出了在“冲击-回应”模式和“传统的创造性转发”之外，“现代中国”国家意识和历史形成路径具有特殊性，大西南的文学书写使得现代文学获得了新的现代性，使其意识到了“国家”的存在，真正成为了民族国家的现代文学。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战时凉山夷区游记，但却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战时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建构，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战时的凉山夷区游记是在社会急剧变革过程中进行的“国情调研”，穿越了抗战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其中牵涉到意识形态、战争体验、民族国家以及战时知识分子如何书写边地、如何看待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值得后来者从多方面进行研究阐发。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并没有针对战时凉山游记的整体梳理和讨论。段美乔第一次将曾昭抡的《大凉山夷区考察记》纳入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作为战时西南考察记的代表之一。杨绍军论证了这本游记的学术意义，特别指出其中隐含着对“民族国家”建构。林耀华的《凉山夷家》尚未被从文化角度进行解读，却因其作者的人类学家的身份受到了社会学、民族学研究者的关注，李列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凉山夷家》进行讨论，认为作者的在写作中模糊差异、去除异俗、消解了作为“他者”的彝族。前辈专家们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在前行的路上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前人虽然已经提出了战时凉山游记蕴含民族国家想象的观点，但对其如何建构、为何建构、建构出了怎样的想象缺乏具体的分析和论证，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话语权利关系，我们不能简单粗糙地下定论，必须从文本出发，结合社会历史语境进行探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