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禀赋、资源错配与福利分析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从“粗放型”到追求“集约型”增长，实质就是从原来一味增加要素投入，利用“人口红利”，大规模投资以及资源的大量开发；转向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而宏观层面生产效率的提升一方面离不开微观企业增进自身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又与资源在产业间及企业间的配置效应有关。本课题的着重点即为资源在企业间的错配问题，文献综述将围绕资源错配的定义及研究框架和资源错配的成因展开。

1. 定义及研究框架

此研究讨论的仅是生产者层面的资源错配，是对资源有效率配置（即在有限资源情况下使经济产出最大化）状态的偏离。目前关于资源错配的技术层面的定义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内涵型资源错配，以Hsiehamp;Klenow(2009)的典型论文为代表，具体解释为在所有企业的生产函数都是凸函数的前提下，生产要素在每一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同，也即在横截面范围的边际产出数据并不趋同，是离散的。Midrigan et al.（2014）、Gopinath et al.（2017）在研究资源错配问题中都是采用的这种定义。另一类是外延型资源错配，以Banerjeeamp;Moll（2010）的论文为代表，具体解释为当经济中的所有企业的边际产出相同时，通过要素的重新分配可以实现经济产出的提升，这种情况下存在资源错配。Banerjeeamp;Moll在2010的论文中讨论了可能出现外延型资源错配的具体情形：一是并非所有企业的生产函数都是凸函数，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企业，那么将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到这样的企业可以提高整体经济的TFP水平；二是行业存在进入壁垒，造成潜在进入并有更高生产率的企业无法生产，此时存在效率损失，如果将资源重新分配倾斜于潜在进入企业，可以弥补效率损失。此研究是在内涵型资源错配的理论框架内探讨问题。

关于资源错配的研究框架主要有两种，根据Restucciaamp;Rogerson（2013）的总结，分别称为：直接法和间接法。直接法的本质是挑选一个(或多个)因素，这些因素被认为是造成分配不当的重要经验来源，通过构建模型定量研究这些因素对资源错配程度的影响并评估后果。间接法试图确定错误配置的程度，而不确定错误配置的潜在根源。通常是在得到总体生产函数和各企业的生产率，可以直接求出使产量最大化的生产者之间的投入分配，将其与实际产出进行比较，可以评估资源错配的程度。

1. 原因

关于对资源错配原因的探讨，国内外研究发现了政府监管、产权制度、贸易壁垒和信息摩擦对资源错配的产生及程度有影响。

2.1 政府监管

国外学者关于政府监管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着眼点及着重点都是在于政策制定导致的影响。Hopenhaynamp;Rogerson（1993）是最早在此领域的研究之一，论文建立了企业之间就业岗位的重新分配过程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由于政策规定的解雇成本的存在对就业的影响，发现对公司层面的裁员征税会对总就业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征收相当于1年工资的税收会减少约2.5%的就业。Autor et al.（2007）利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编制的数据发现强制就业保护可能通过扭曲生产选择来降低生产率。Guner et al.（2008）发现限制企业规模的政策会减少总体产出及单位产出。Garicano et al.（2016）利用法国1995年至2007年的企业及人口数据探究约束公司规模的劳动法的福利效应，结果表明这些规定的成本相当于对劳动力征收2.3%的可变税率，受影响的主要是劳动者，公司的损失较小。Hsiehamp;Moretti（2019）量化了美国各城市劳动力的空间错配数量及其总成本，生产率较高的城市对新住房供应采取了严格的限制，限制了能够获得高生产率的工人数量，因此出现了分配不当，基于空间均衡模型和来自220个大都市地区的数据，发现这些限制使美国从1964年到2009年的经济增长降低了36%。Fajgelbaum et al.（2019）表明美国州税率的异质性会导致总体福利损失，就消费等值单位而言，如果政府支出保持不变，协调国家税收将增加0.6%的工人福利；如果政府支出是内生的，协调国家税收将增加1.2%的工人福利。

国内学者结合我国实情，在政府监管方面考虑了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及行政性要素流动壁垒的影响。韩剑等人（2014）基于Hsiehamp;Klenow(2009)，将资源错配测算扩展到行业间层面，比较了中国各地区资源错配程度的差异，并对影响资源错配的政府干预因素做回归检验。研究发现，中国总体和行业内资源错配程度先降后升，行业间资源错配程度则缓慢上升，行业内和行业间错配分别造成了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30.25%和4.72%的缺口；中西部地区的资源错配程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财政补贴、金融抑制、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行业内资源错配具有显著影响，而劳动力流动管制、金融抑制则对行业间资源错配作用明显。靳来群等人（2015）发现我国1998—2007年所有制差异带来的制造业TFP损失每年都在200％以上，其中劳动要素错配带来的TFP损失约为100％，资本要素错配带来的TFP损失约为50％。其中，所有制差异所致资源错配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所有制差异本身，而在于政府行政权力与国有企业垄断结合而形成的行政垄断。行政部门通过设置市场进入壁垒、管制市场价格获得垄断势力，以及通过支配国有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为国有企业带来较低的融资成本，从而实现国有企业高利润以及员工高福利，进而导致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错配。江艇等人（2018）从城市级别的角度开展研究，发现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越严重，并且这一效应集中体现在国有企业和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城市级别对民营企业的资源配置反而具有改善作用。城市级别发挥作用的渠道包括高级别城市的企业政府补贴更多、人才优势更大、融资便利更多、地方税负更小，其中前三个渠道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地方税负主要体现在外资及港澳台企业。

2.2 产权制度

研究产权制度对资源错配的影响主要是在土地资源领域。产权制度提升要素分配效率是一个有一段历史的命题，Coase在1937年和1960年的两篇经典论文中提出了科斯定理，强调在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产权的充分界定对资源配置效率有重要影响。土地改革是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实践体现。黄少安和孙圣民（2009）对1950—1962年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时间段的不同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不同的影响。综合比较后认为1953—1956年的'土地所有权农民私有、合作或适度统一经营'是相对较好的制度,有利于激励要素投入和提高要素利用率,农业稳定而高速增长。Adamopoulosamp;Restuccia（2019）研究了1988年菲律宾的土地改革，建立了一个非退化的农场规模分布的定量模型，该模型描述了农民的种植选择决策，研究发现土地改革不仅通过将资源从大规模、高生产率的农场重新配置到小规模、低生产率的农场，而且还通过改变农民的技术选择，使其远离生产率更高的技术，从而降低了农业的总体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