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离婚率——基于中国东部经济区2002-2013年的面板数据的研究开题报告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使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女性走向学校、工作岗位，使离婚率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离婚率逐年上升，仅2002到2011年10年间，离婚率就从0.9#8240;增长到2.13#8240;，这给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了很大压力。因此，研究离婚率增长的原因并给出有效对策就有其必要性。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本文试图证实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这两个变量对离婚率的重要影响，为合理有效地控制离婚率水平提供参考。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根据Barro(1993)的研究，本文用各类别教育入学率计算出的人力资本来衡量受教育程度，把从小学到大学及以上各种受教育水平综合纳入考虑；第二，本文采用变系数模型，分别分析了东部经济区10个城市各变量对离婚率的不同影响，这也同时在不同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上对离婚率进行了分析；第三，本文引入了性别变量，综合考察男女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对离婚率的影响的差异性。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简单的梳理；第二部分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与模型；第三部分对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性别和离婚率进行相关检验并回归，以考察前三者对离婚率的影响；第四部分给出本文的结论和建议。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关于婚姻经济学的研究就不断发展。blumamp;rothblum(2002)从新参加者顺序进入市场的角度分析离婚的原因。他们认为旧的均衡随着新参加者的进入不断被打破，新的均衡不断形成，从而形成离婚与再婚，在此前提下，最后一个进入者就将得到最优结果。barham(2009)从家庭内部博弈出发，得出偏好相似、生产能力相近、家庭内部分配较均等的夫妻，离婚的可能性较小，反之，则容易离婚。ishida(2003)在研究离婚率时则进一步将社会规范引入双边匹配模型。

从收入角度出发，conger (1990)提出经济压力往往会引发配偶间的冲突与沟通障碍，进而加剧离婚的风险，但他并未考虑不同收入水平是否会使结果出现差异。而戚杰强和谭燕瑜(2008)通过对广西的抽样调查研究得出：离婚者中，低收入者比重最大，为46.9%；中等收入者次之，为40.6%；高收入者仅占12.5%，最低。他们因此得出结论：收入越高，婚姻越稳定，这与bumpass (1991)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是，由于高收入者本身所占的比重较小，他们仅由离婚者中三种收入水平所占比就得出结论，可比性与结果的可信度未免引人怀疑。同时，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李雨潼和杨竹(2011)从女性角度出发，提出受教育水平越高、经济越独立的女性在婚姻中越注重感情维系，当此基础不存在时，委曲求全的可能性降低，更倾向于结束婚姻关系。张会平和曾洁雯(2010)也指出女性的相对收入越高，离婚意向越高。并通过多元方差分析进一步得出相对收入为61-100%且教育程度与丈夫相同的女性离婚意向最高。

除了张会平和曾洁雯，也有许多学者关注了离婚率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weiss(1997)研究得出教育程度相似的夫妻离婚的可能性较低，但cao(2010)却认为教育程度差异越大越能降低离婚率。刘蕾(2001)的研究也表明随着女性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提出离婚的案例明显增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70%。可惜的是，她并未用更为具体、细致的数据证明其观点。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5. 参考文献

[1]cornelius t j. a search model of marriage and divorce[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3, 6(1): 135-155.

[2]becker g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屈思敏. 文化程度对人口婚姻状况的影响及数学模型分析[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3):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