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中国化改造及其影响研究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一. 研究现状

整体而言，截至目前，与此课题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关于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关于杜威以及陶行知教育思想关系的研究。

（一）关于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

1990年代中期至2018年，中国学界对杜威思想的研究在如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第一方面是沟通杜威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许多学者认为，杜威的思想中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共享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第二方面是杜威教育思想中国化的可行性研究。一些学者认为，杜威与中国传统在批判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自然主义、知行关系等方面有共同点；一些学者从沟通杜威与中国传统的角度，深入研究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第三方面是对杜威民主思想的研究。许多学者的研究指出，杜威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民主主义是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

首先是沟通杜威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在中国，沟通杜威与马克思的努力是从李大钊开始的，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界关注的多是杜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冲突。十多年前，刘放桐发起重新沟通杜威与马克思的倡议。刘放桐在《实用主义评述》等著作中，提出在西方哲学现代变革和马克思哲学变革这个大背景下，重新理解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根本意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指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通过实践超越一切僵固和封闭的体系，回到现实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刘放桐不但在理论上开风气之先，而且在杜威研究的资料建设上居功甚伟：他主持翻译了《杜威全集》（37卷中文版），这是《杜威全集》第一个外文全译本。孙有中在沟通杜威与马克思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其著作《杜威全集· 晚期著作》（第五卷），在此著作中，孙有中认为杜威与马克思有如下相同点：两人都否定了古典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质的假设；用经济分析法解剖社会文化问题；强调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肯定主体的历史与社会属性；两人都毫不留情地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和对民主的扭曲；两人都向往一个人人获得彻底解放与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陈亚军在《实用主义研究》中对“实践”这个沟通杜威与马克思的桥梁有独到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杜威思想都强调改造传统的哲学，陈亚军指出杜威的改造思路和孔德有相近之处，但在根本点上，即如何解释“经验”上杜威与孔德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认为，以杜威为代表的古典实用主义，又可称为实践主义。吴猛也分析了杜威的“经验”与马克思的“实践”的异同。杜威的“经验”和马克思的“实践”都是与生活、历史相同层次的概念，都体现了对近代主体性哲学毫不妥协的批判，这使得杜威和马克思共享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但前者是为了“增进福利”，后者的主旨是“改变世界”。

其次是杜威教育思想中国化的可行性研究：1920年代至1980年代，中国学界沟通杜威与中国传统的研究零星可见，如梁启超曾指出杜威的思想与颜李学派的思想相似，郑世兴系统地比较了颜习斋和杜威的哲学及教育思想。1990年代中期后，此类研究逐渐增多。美国学者郝大维( David Hall) 和安乐哲(Ｒoger Ames) 在中国学界力倡“儒家民主”，其背景是西方近几十年来社群主义的兴起。他们认为，儒家重社群，杜威把民主看成“沟通的共同体( communicating community)，这使得二者有了沟通点。安乐哲特别指出：“面对西方以自治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弊端，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儒家的角色伦理学提供了纠正弊端的理论资源。”中国台湾“中研院”杨贞德研究员对郝、安两位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他认为，郝、安试图以儒家民主取代“植基于权利的自由主义”，作为建立中国民主的目标，但他们的儒家民主说无法正面回应民主所应解决政治性问题。学者方钦也不赞同郝大维和安乐哲的观点，他认为，传统是可资利用的价值，但唯有在现代制度框架内，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没有经过启蒙精神洗礼正处于现代化大潮之中的中国人来说，遽然终止这一进程，转而拥抱后现代，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其三，是对杜威民主思想的研究：1950年代至1970年代，杜威在中国被贬为“现代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侍卫”和“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殷勤奴才”；1980年代，学界虽然重新评价杜威，部分恢复了他作为教育家和哲学家的名誉，但对他的研究仍然小心翼翼。直到1990年代中期后，作为倡导“德先生”（民主）的代表——杜威才逐渐重新得到学界的公认。在五四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的时期和“科玄论争”中，胡适等先贤非常看重杜威的“科学方法”，很少从人文主义角度阐发杜威。在西方，1969年，美国学者宾克莱( Luther J． Binkley) 提出：“注意到约翰·杜威是一个人本主义者，这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台湾，1982年，李日章编辑出版了杜威文集《科学与人文的护法》，指出国人以前对杜威的介绍并不完整，遗漏了杜威的形而上学、美学和宗教思想等人文主义部分。在大陆学界，1985年，童世骏发表《把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的一个试——杜威伦理学论析》，这是从人文角度理解杜威的一个尝试。1980年代末，潘光伟曾就杜威对胡适的影响作了比较精辟的分析，他指出：“杜威的民主观的深远背景是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人本主义，而胡适的民主观中缺乏这种人本主义。”在这些研究中，人文杜威呼之欲出。人文杜威在中国大规模“出场”是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王玉樑的《追寻价值——重读杜威》是国内第一本从人文主义角度阐释杜威哲学的专著。常宏在其颇具深度的专著《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及其宗教观》中考察了杜威的意义论、本体论和信仰论，阐发了杜威哲学的信仰维度。

在教育学界，王啸在《从杜威的价值观看：人·教育·社会》中提出：“杜威是一个坚持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手段与目的相统一的人本主义者，他在高度重视社会对个人的意义的同时，坚持个人价值的根本性意义，他主张教育对促进民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解放具有首要意义。”蔡春和易凌云也认为，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以人性为起点，重视日常生活情境中的人性光辉和需要，以民主为信念和方法，试图在科学人文化和社会智慧化的过程中实现人性的改善。张华军挖掘了杜威晚期宗教思想的人文教育价值。杜威晚期宗教思想的核心观念“整全的自我”，提倡通过经验中新意义的不断创造，使得个体与人类共同体、甚至与宇宙之间，实现一种完全的、深入的调适，形成一种“生命的神秘整体性”。张华军指出：“这是一种新的个性发展立场，有助于纠正当今教育中竞争性的个性发展观，进一步实现人的尊严。”

（二）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