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人口流动与城市空间演化研究文献综述

1.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3.1人口流动

有关人口流动的理论大致包括3个脉络：一是人口流动动机理论。假定迁移是理性选择行为且拥有原居地及迁入地完全信息，原居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相互作用决定了理性人的迁移行为（Ravenstein，1889），迁入地选择取决于预期收益和成本（Schultz，1962）、劳动产出效率及收入（Kuznets，1973），奠定了“理性人权衡成本收益选择空间”的分析框架。二是用脚投票理论解释了地方化公共物品供给如何影响人口流动。由于地方政府存在最优规模，当地方政府不能弥补固定成本时，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下降，居民用脚投票重新选择居住地（Tibout，1956）。三是集聚理论解释了城市的持续存在及增长，知识溢出、规模报酬差别决定均衡状态下城市规模和功能（Overman等，2009）。

3.2空气污染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关于空气污染与人口流动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至人口环境迁移的相关理论。Wolpert（1966）最早开始研究影响人口迁移的非经济因素，并将迁移人口对非经济因素的满意度纳入人口迁移模型中。他提出了“压力阈值”模型，认为迁移是应对现居住地的环境压力的反应,该压力主要是指现居住地的非宜居性,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会驱使人口发生迁移。此外，还引入“地点效用”来表示人们对迁入地的环境等方面所进行的评价,以此判断迁入地是否与预期相符合。之后，Speare（1974）在Wolpert（1966）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人们在改变现居住地后会产生一个满意程度的“临界值”。他还认为随着家庭需求层次的提高,居住地环境、硬件设施等的改善,或是评价标准体系发生改变,会影响人们对居住区满意程度的评价。

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球气候剧变的背景下，由于环境恶化引起的灾害频繁发生的情况下,环境质量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环境污染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最为典型的是Harris和Todaro（1970）提出的以二元经济结构为基础的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以下简称“H-T”模型），该模型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工具。在“H-T”模型下研究环境污染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Beladi和Rapp（1993）在封闭经济条件的前提下，借助“H-T”模型，分析了当工业部门产生污染，农业部门不产生污染，劳动要素与污染要素互为替代，政府严格控制工业部门使用污染要素时，产生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严格控制污染要素的使用将会使工业部门的产出下降，劳动力雇佣人数上升，城市地区失业人数将会下降，农业部门的产出和工资提高，劳动力流动减少。Beladi和Frasca（1999）在Beladi和Rapp（1993）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农业生产部门、不产生污染的工业生产部门以及产生污染的工业生产部门的三部门模型，更加严格地管控工业部门的污染要素使用量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研究成果表明，严控污染要素使用量促使资本从产生污染的部门流向不产生污染的部门，造成城镇失业人数下降，国民收入提高，且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业生产部门。李晓春（2005）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中，针对我国现行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建立模型探究劳动力转移与工业污染之间的内在关系，主张政府以及经济发展规律制定相应的政策引导劳动力流动，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劳动力流动而引起的污染。

另外，很多学者从空间视角出发，研究劳动力流动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Rosen（1979）和Roback（1982）提出了城市经济学中著名的Rosen-Roback空间一般均衡理论，该理论分析了不同城市的收入、城市宜居性和生活成本间的取舍。当劳动力自由流动时，高房价可以被高收入或高城市宜居性所解释，最终达到空间均衡。Chenetal.（2017）利用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研究了我国1996—2010年间空气污染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县城连续五年空气污染增加，那么将会导致其平均人口迁入量减少一半，且会因空气污染导致其总人口净减少5%左右。Lietal.（2017）从微观个体、区域异质性出发，研究发现高教育群体、年轻群体、男性、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冬季供暖地区的人口，更容易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从而发生迁移活动。孙中伟和孙承琳（2018）基于生态环境视角，利用2014年全国地级市与流动人口调查匹配数据，从年龄、性别、流动范围等微观角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等宏观角度分析了雾霾与流动人口城市长期居住意愿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人口对空气污染的容忍度降低，同时省际人口迁移比省内迁移受污染的负面影响更严重。肖挺（2016）基于2004—2012年期间的城市数据，实证检验了污染排放对各城市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影响,并将城市居民的收入、产业结构和贸易开放度等因素作为门槛变量来估计上述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对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和内地中心城市来说，污染排放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口流出，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人们在迁移决策时会越来越重视环境质量的影响。

3.3人口流动与城市空间集聚

新经济地理学以新贸易理论为基础，从报酬递增、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路径依赖的角度出发，采用一系列微观经济学模型，分析了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克鲁格曼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归结为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平衡，并且认为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使得优势地区保持领先。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报酬递增是指经济上相互联系的产业或经济活动，由于在空间上的相互接近性而带来的成本的节约，或者是产业规模扩大而带来的无形资产的规模经济等。克鲁格曼认为，报酬递增本质上是一个区域和地方现象。空间聚集是报酬递增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集中后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以及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区域靠近的向心力。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空间聚集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以及区域发展的基本因素。克鲁格曼在解释城市中人、财、物的聚集时指出:人们向城市集中是由于这里较高的工资和多样化的商品，而工厂在城市集中是因为这里能够为他们的产品提供更大的市场。由于存在报酬递增，厂商彼此坐落在相邻的位置，有利于获得马歇尔提出的外部集聚经济的三大优势，即劳动力市场、技术溢出、中间商品的供求关系。随着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租金和工资成本随之提高，这迫使厂商增加生产地点降低运输成本。在生产厂商的规模经济、运输成本以及要素流动三种因素相互作用下，城市区位就可能形成，其中，规模经济是城市形成的“向心力”，而运输成本是阻碍城市形成的“离心力”。米尔斯和汉密尔顿把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分为两个层次，如图1所示:假如规模经济存在于某种经济活动中，那么从事这种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为了获得规模经济就必须在某地(具体的区位选择取决于经济活动的性质和内容)进行大规模生产，这就是经济活动的地方化或本土化过程。这个经济主体的雇员为了避免通勤成本而在附近定居，这样就引起了人口(需求)的集中，在需求指向下，一些相关的经济活动及其从业人员也就近选址(克服运输成本和通勤成本)，聚集在一起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又会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聚集经济甚至吸引了那些与最初活动无关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的进一步聚集，从而开始了城市化过程，产业在城市空间的集聚还增强了城市持续演进的自增强动力机制，导致城市地域的外延与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