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活着》与电视剧《福贵》比较研究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小说《活着》是余华从先锋走向写实的代表作，陆续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影视剧拓展了小说的传播途径与范围，扩大了小说的社会影响力。

目前关于小说《活着》和电视剧《福贵》的比较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主题表现的差异、表达内容的不同、悲剧叙事和苦难体现方式的不同等方面。

1.主题表现的差异：王菲在《从呈现内容上看电影和电视剧的区别——以小说活着改编为例》中提出小说《活着》的叙事主题是活着不易, 余华通过设置凤霞失聪，有庆被砸死，凤霞难产而死这些情节来表现福贵的人生充满着苦难, 但仍要勇敢地活下去。电视剧《福贵》的主题却不那么鲜明，不单有是活着不易，还有人的多面性、复杂性。福贵是单纯善良的，他在由家境殷实到家道中落后经历了从不孝到孝顺、从游手好闲到踏实肯干。面对不同的处境会激发不同的资质和潜力，这就是多面的复杂的可贵的人。赵紫晨在《从文本到影视——试论不同版本活着悲剧表现的异同》中提出余华在小说中强调的是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人在经历无数的困境之后依旧乐观的主题，而电视剧《福贵》则通过重新架构小说中模糊的人物关系补充了希望的主题。王蕾蕾在《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中提出小说《活着》以接二连三的苦难且没有消解苦难的方式来强调受难主题，而电视剧《福贵》则通过加强人物之间的互相救助，表现人心的温暖善良，呈现出即使到处充满了苦难却也到处透露着希望，但却削弱了小说要表达的受难性主题。

2.表达内容的不容：王晨雨露在《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死亡叙事比较》中提出余华在小说中力图还原个体在大背景下的处境和命运，弱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对人命运的影响，小说强调的内容是一个个体而非社会。而电视剧《福贵》则极力拓展社会历史背景，健全福贵生活的环境，以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社会生活构成主要内容，着重通过人物的内心来展现历史。刘敏在《活着小说与电影叙事艺术之比较》中提出小说和电视剧中辅助意象和细节设置存在差异，小说中的那头老牛具有象征的意义, 贯穿小说始终并成为福贵余生的重要见证，而电视剧以呈现的四次花鼓灯戏为重要内容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历史的变迁。郭瑛在《活着的三种艺术形式——小说、电影和电视剧的比较》中提出小说着重反映了主人公福贵一家的遭遇，叙述了那些淳朴善良的底层人物是如何忍受生活的不幸和突如其来的厄运，对苦难的叙述和对生命的态度构成了小说《活着》的主要表达内容。电视剧《福贵》则通过增删窜改小说的情节，改变小说人物数量的设置，呈现地方文化景观，从历史纵向表现了更多层次的内容，反映了宏大的社会历史生活。

3.悲剧叙事和苦难体现方式的不同：高文艳在《活着在读图时代的审美嬗变——小说与影视之比较》提出余华在小说中采取了“双重间离和零度叙述”的叙述技法, 让作者做为一个旁听者兼旁观者来叙述福贵几十年来的辛酸, 中间既有作者的视角, 又有福贵的叙事态度, 这就是所谓的双重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而电视剧的叙事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辛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求呈现生活真实，力求使观众达到共鸣。沈文慧在《存在之思与现实之痛——余华与张艺谋的两种》中除了提到叙事角度之外，还提出了小说与电视剧中人物的不同生存空间对悲剧叙事的不同影响。余华在小说中所写的福贵一生的时间流程是生命的自然过程，现实语境只是人物活动与人物命运展开的远景。但是电视剧为了叙事的简洁与清晰，明确了时间段，突出了时代语境对人物命运的决定作用。此外，张继红在《叙事速度与苦难的不同呈现方式——论余华小说活着及其影视改编》中提出小说《活着》以加速度的紧张叙事呈现浓郁的苦难以表达对苦难的承担方式。电视剧《福贵》对原著的处理是理想化叙事，将苦难融入被拉长的生活。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本课题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延伸，通过对电视剧和小说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比较，抓住小说文字和电视剧影像、声音的不同表现力，探究电视剧《福贵》在对小说《活着》进行转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影像语言对小说文本的再创造，进而挖掘电视剧改编对于解读小说文本的意义，体会文学艺术不同载体所呈现的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