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老区精准扶贫成效研究——以大别山区Y县为例开题报告

一、课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应用前景

课题意义：精准扶贫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热点问题，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之前，相关问题的研究一直具有现实意义。本课题以实际出发，旨在深刻认识精准扶贫成效，尤其是扶贫在曾经的革命老区革命山区到底取得什么样的成效，是否完成了既定目标，是否得到了人民的肯定，是否真正做到了“精准”扶贫。通过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答案的回答，研究也进一步反映了精准扶贫工作在全国完成情况，在2020年精准扶贫完成之前对精准扶贫工作做出最后的指导。另一方面，这项研究也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这是第一项深入研究革命老区精准扶贫相关课题，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精准扶贫问题会得到很多以前得不到的研究结论，也给后来的研究者及相关工作人员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

国内研究进展：根据相关的研究内容，本研究从精准扶贫的界定，扶贫机制，扶贫成效三个方面对国内研究现状进行归类和述评。

1. 精准扶贫的界定

精准扶贫界定国内研究虽大致相同，但仍有一点些微的差异。学者汪三贵认为精准扶贫最基本的定义是扶贫政策和措施要针对真正的贫困家庭和人口，通过对贫困人口有针对性的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和障碍，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1]同时他认为：精准扶贫的主要内容包括：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扶贫对象的动态管理和扶贫效果的精准考核。刘解龙则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阐述精准扶贫概念，他认为“习总书记所说的六个精准，是非常全面和到位的，也具有微观层次上的精准扶贫的规定与特点，因此，在对精准扶贫的表达和理解上，人们基本上是从微观角度进行的。微观层次上的精准扶贫，主要是具体扶贫行为的整体性系统性设计与实施，比如扶贫对象识别、判断与评价的精准化，扶贫项目设置的精准化，扶贫活动的要素组合精准化，扶贫活动的相关主体组合及责权利关系界定，具体扶贫活动内容与过程的精细化，扶贫成效的精准化等。”宏观上他提出了“时间上的宏观精准”“对象上的宏观性”“关系上的宏观精准”“内容上的宏观性”四个概念。^[2]葛志军表示“根据中办发〔2013〕25号文件，精准扶贫是指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逐步构建扶贫工作长效机制，为科学扶贫奠定坚实基础。精准扶贫是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合规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3] 赵武“精准扶贫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进行定向分类，找准原因及需求，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运用合规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逐步构建扶贫工作的长效机制。”^[4]

四位学者对精准扶贫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但是总结起来还是对三个精准乃至后来六

来六个精准的不同解释。

2. 扶贫机制

近年关于扶贫机制的研究越来越新颖多元，与以前固定单一的研究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传统机制研究中，王嘉毅从教育方面提出了建议“教育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持续性作用。教育支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就是要采取特殊措施、精准发力，着力扩大农村教育资源，在贫困地区普及学前教育，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动普通高中教育特色发展，依托职业教育拔除穷根，努力提高高等教育贡献率，提升贫困地区教师整体水平，加大对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教育特殊支持，畅通贫困学子纵向流动渠道，扩大资助帮扶政策覆盖面，保障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教育精准扶贫须坚持改革创新、突出重点、确保精准，各项支持政策既要有利于贫困家庭子女自强自立，还要保护其自尊心和自信心。”^[5]赵晓峰则从农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结合的角度给出了见解：农民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具有益贫性的显著特征，这使其能够成为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理想载体。整合国家财政扶贫资源与合作社进行对接，再吸纳贫困农户的自有资源，一方面有助于依托合作社推动建立产业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合作金融扶贫与农业科技扶贫相结合的精准扶贫体制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贫困农户在合作社中的股权份额，改善合作社的产权构成，使贫困农户能够更好地参与合作组织并逐步提升合作自治能力，推动合作社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走上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6]

而创新机制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展开，除了大家所熟悉的机制（类似教育，合作社等），也有一些新兴的其他机制。宫留记认为在扶贫工作中引入市场机制可以提高扶贫精准性和效率，但由于缺乏理论研究和顶层设计，在各地扶贫实践中也出现了市场力量被滥用、误用的现象。他提出“基于精准扶贫视角提出了构建政府主导下市场化扶贫机制的新思路 通过制订《扶贫法》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对市场化扶贫进行顶层设计。^[7]通过区分和考察新旧两种市场化扶贫模式“精准性”差异，首次对近年来的一些新型市场化扶贫模式进行了归纳和研究，发现新型市场化扶贫模式更加符合“精准扶贫”的要求，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郑瑞强就大数据思维提出看法“解决问题的因果思维在大数据时代受到挑战，着眼预测的效果思维与关联分析受到重视。”“基于精准扶贫辩证理解与大数据分析支持的可行性研究，以提升扶贫资源配置效率为主线，运用大数据思维方式，总结当前扶贫工作的挑战，提出“十三五”期间扶贫策略：精准扶贫，供需对接，整合扶贫资源，实施普惠式的扶贫向适度竞争式扶贫战略转变，关注“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优化扶贫资源运作与传递，注重扶贫治理机制创新，强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强化发展扶持政策衔接，提高贫困人口资源承接水平等”。^[8] 此外夏梦凡也在革命老区精准扶贫机制上有所研究：实施精准扶贫目的是保证贫困人口在扶贫过程中的参与权与利益分享权，扶贫到户，扶贫到人。结合

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扶贫人口的失权。因此，精准扶贫的关键是增权。从制度、经济、社区与教育四个方面讨论增权机制，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新路，对带动贫困居民脱贫致富具有重要意义。^[9]任建新研究了最新领域路径下的扶贫机制提出电商应该依据自身特色与优势, 在精准扶贫政策之下带动贫困地区农业规范化发展, 提升农产品品质, 树立农产品品牌, 切实增加农民收入。^[10]电子商务工程是扶贫开发体系一种有效的手段, 在2015年7月4日, 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将“互联网 ”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作为重点行动之一。在“互联网 ”大潮下, 农村电商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2017年中央1号文件也提出推进农村电商发展, 此次“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直接将农村电商作为一个大条目单独陈列出来, 推进“互联网 ”现代农业。指明了农村电商的发展方向,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3. 扶贫成效

学者孙璐对我国精准扶贫绩效问题的看法“由于缺乏科学的瞄准机制导致贫困人口底数不清、贫困情况不明等,严重阻碍了扶贫资源的精准使用和减贫效果。鉴于此,我国通过不断完善扶贫战略和推行精准扶贫政策,开展建档立卡工作,力争实现对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既全面又精准扶持,以提高扶贫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11]在新的贫困形势和精准扶贫背景下,如何适应现实状况创新扶贫绩效评价的思路,如何通过建立有效评估体系实现精准绩效评估、并挖掘阻碍绩效提升的深层原因,如何在扶贫项目绩效评估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扶贫项目绩效评估体系和相关配套措施,都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朱玉福在南乡村的研究得出“南伊乡精准扶贫还存在扶贫资金和项目效率低、村级特色经济基础薄、稳固性脱贫任务重、‘造血式’续发展能力弱等问题和困难。南伊乡存在的这些问题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我国其他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有些人口较少民族甚至是我国精准扶贫最难啃的‘硬骨头’”的结论。^[12]

国外研究进展：由于精准扶贫概念的地域限制，主要从扶贫机制和扶贫成效两个角度总结国外研究进展。

1. 扶贫机制

不仅中国在扶贫机制的研究上很广泛，国外在扶贫机制上的研究也颇为丰富。I Mylek：虽然全球贫困是世界上最紧迫的当代问题之一，但很多国家都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意愿，而且许多工作都留给了非政府组织，其中许多都有宗教联系。然而，

宗教在这一领域的作用却令人吃惊地不足。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她研究探讨了在动员民间社会行为者参与跨国贫困救济和发展方面，宗教是如何有效的。本文研究了宗教行为者在这一领域的显著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一普遍现象，并运用了宗教社会资本、内容和文化权力的社会学理论。最后，通过两个宗教非政府组织——世界视觉新西兰(WVNZ)和新西兰的眼泪基金的案例研究，研究了这些问题。这些发现证实了理论框架，证明了宗教在与全球贫困斗争中动员公民社会的巨大潜力。^[13]无独有偶，Marquisha Lawrence Scott也在宗教扶贫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为公民社会的成员，宗教集会积极参与支持以短期反应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本文旨在探讨社会对经济正义的关注，以及四种世界宗教的神学传统，旨在鼓励宗教团体采取创新的、可采取行动的应对措施，以提供与扶贫一致的长期回应。我们建议两种方法——社区发展和金融发展——作为对减轻贫困感兴趣的宗教集会的模式。^[14]Adam Blake：本文探讨了旅游如何影响贫困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旅游业对整体经济和其中的特定部门的影响。对旅游扩张的分配效应进行了经济范围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方法来回答这个行业是否和如何有助于扶贫的问题。开发了一种可计算的一般均衡建模方法，包括不同收入水平的旅游和家庭中不同类别的工人的收入，以及该行业影响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收入分配的渠道。^[15]

2. 扶贫成效

外国Pranab Kumar pay学者认为综合社会扶贫津贴的目标是在短期内解决眼

前的具体社会问题，而不是解决长期的贫困问题。更具体地说，福利政策旨在减轻政治压力和社会冲突，是避免社会混乱的工具。另一方面，低保反映了国家的总体经济方向，强调快速增长和忽视有效的再分配措施。最好的情况是，低保可能会对城市贫困和不平等做出短期缓解，而不是对减贫产生重大影响。^[16]

参考文献：

[1]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05)147-150.

[2]刘解龙,陈湘海.精准扶贫的几个基本问题分析[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0(06)98-104 125.

[3]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 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05)157-163.

[4]赵武,王姣玥.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包容性创新机制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S2)170-173.

[5]王嘉毅,封清云,张金.教育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J].教育研究,2016,37(07)12-21.

[6]赵晓峰,邢成举.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机制构建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04)23-29 110.

[7]宫留记.政府主导下市场化扶贫机制的构建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精准扶贫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6(05)154-162.

[8]郑瑞强,曹国庆.基于大数据思维的精准扶贫机制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5(08)163-168.

[9]夏梦凡.精准扶贫现状、问题与路径选择——基于黄冈大别山革命老区案例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6(03)3-4.

[10]任建新.电子商务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乐村淘”精准扶贫[J].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2018(03)43-44 71.

[11]孙璐. 扶贫项目绩效评估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15.

[12]朱玉福,伍淑花.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成效及其经验——基于西藏边境地区南伊珞巴民族乡的调查[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05)89-94.

[13]I Mylek,P Nel. Religionreliefthe role of religion in mobilizing civil society against global poverty[J].Kōtuitui New Ze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Online,2010,5(2).

[14]Marquisha Lawrence Scott,Ram A.Cnaan. Religious Congregations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Age of NewPublic Governance[J]. Nonprofit Policy Fum,2018,8(4).

[15]Adam Blake. Tourismpovertyrelief[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7,35(1).

[16]Pranab Kumar Pay .The extent ofadequac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Hong KongChina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al Welfare.2008 179-189,